究，他是最受尊敬的非正统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近年来走过的道路及对未来的意义有着直接的帮助。
我们从罗德里克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家的观点开始分析。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家不太可能提出全新的发明，包括产品和服务，他们更有可能复制发达国家企业的成功样本。这不是坏事，实际上通常是好事。想想百度和谷歌，三一和卡特彼勒。但是当然，并非所有发达经济体已有的产品和服务都适合新的发展中市场。发展中市场中有着不一样的资源和特殊的问题，会限制发达市场已有产品和服务的运用。因此，需要一个重要的反复试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去甄别。一旦他们发现某个产品行得通，马上就有一大群企业家跳进来，组成这一产品各配套环节的生产链，资本也随之而来。简单地说，一个新的（或者说已有的）产业由此在发展中市场建立起来，比如哥伦比亚的切花业、韩国的造船业、中国台湾的计算机芯片行业和巴基斯坦的足球制造业。在中国，则可以看看温州周边的任何一个成功的行业。没有人指责温州企业家没有什么原创（尽管他们进行了改进），但他们成功地尝试了不同行业，一旦有所发现，就将身家性命全部砸入其中。这些年来，很多温州企业的成功名闻天下。
要想理解罗德里克观点的独创价值，首先需要了解经济学家如何看待发展。基本的一点，他们建议贫困国家“尽可能发挥天然优势”，也就是集中开发自然赋予它们的财富，比如肥沃的土壤、巨大的劳动力、长长的海岸线等。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尽可能多地利用这种自然禀赋。传统经济学家说，集中于“比较优势”，然后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最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而罗德里克却说，成功的工业化与这种专业化没什么关系，恰恰相反，与其反面大有关系——制造业的多元化。他是亚洲创建面向出口的制造业基地战略的积极鼓吹者，即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做法，60～7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做法，80年代中国的做法。在罗德里克看来，亚洲的成功是政府计划和市场竞争独特结合的结果，是理想的模式。
罗德里克十分重视出口。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与发达国家出口相同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实现快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 You Exports Matters”，October 2006，他断定“生产什么，这个国家就会变成什么”。为什么？原因似乎在于出口企业不得不参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参与国际竞争意味着它们必须将质量和技术提升到与富国竞争者相当的水平。当企业努力这么做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正的“溢出效应”——即外部世界的先进技术、操作技巧、经验等就会被创造出来。而且这些企业也不会原地踏步，它们会跻身于更大的经济环境中。这些经验技术又会传至邻近的其他企业。罗德里克认为，由此带动了这些经济体的国内经济发展速度快于没有这样做的经济体。
在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罗德里克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这一理论十分吻合。中国出口的规模已经十分壮观：目前相当于人均GDP三倍于中国的经济体的出口量，20世纪90年代初相当于人均GDP六倍于中国的经济体的出口量。这对于中国中期的经济增长应该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原因是随着企业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在外资与中资企业间的流动，知识、科技和管理技术将会渗入中国企业。未来中国出口企业仍有价值链提升空间。2003年中国和另外两个亚洲国家的主要电子类出口产品的单件价值相比，中国产品的价值普遍较低，表明中国在这些领域出口低附加值产品。未来几年中国出口企业的价值链仍有提升空间。罗德里克认为，政府能够帮助加快这一进程。
政府伸出能给企业以帮助的看得见的手
罗德里克赞成积极的产业政策，或者说，他赞成政府通过政策措施支持特定行业。他在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方面可谓独树一帜，或者至少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好恶。他说，他不喜欢20世纪60～70年代的拉美模式，当时拉美国家政府设置了过高的进口壁垒以激励国内生产。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政策是严重错误的。由于缺乏竞争，拉美企业产品质量极其低劣，而且不能进口机械设备甚至电子计算机等重要器材，拉美国家国内企业无从改进生产。
罗德里克大加赞赏的是60～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模式。在罗德里克看来，他们成功地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进口壁垒仍然设置较高，但企业受到出口激励。这一方面保护了惧怕国际竞争的国内企业，同时确保企业的高效率，因为它们不得不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第二件事是，东亚的政府官员被“嵌入”了私人部门，创造出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理想状态下，政府官员支持而不是指导私人部门，他们解决问题而不是给企业制造障碍。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呢？罗德里克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以及科技信息溢出效应的环境里，对非传统产品的投资供应不足”。换个通俗的说法，在经济发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