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调粮就等于表明本省发生了严重的灾荒，1958～1962年间，至少600万人死于饥饿或饥饿引起的疾病。
1962年以后，农业集体化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约由30户农户组成的生产大队是农业生产的基层单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得以保留和扩大，农贸市场悄然出现。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一些有勇有谋的地方干部的支持下，安徽和四川的农户开始重新获得对土地的事实上的自主权。之后发生的事，我们已经知道，是载入史册的。
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30年农业增长率是第一个30年的两倍多，人均GDP约为第一个30年的三倍。
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先发展工业。农业政策，包括“大跃进”，或多或少旨在尽可能多地从农业中获取资源投入工业。没有人真正关心服务业——事实上，教育、医疗、食品和娱乐，所有这些都是由国家供应的。与以前相比，第二个30年获得最大发展的是服务业。
大量的工业投资最后被证明是浪费，但根据麦迪逊的估算，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情况还差强人意，1952～1978年间，年均增长3.1%。改革开放以后，工业生产率增长加速到4.8%。考虑到工业起步阶段面临的巨大困难，取得这样的进步是难能可贵的。1960年苏联停止对华工业援助，意味着中国失去了资金、设计规划和技术援助。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由于对国际形势和导弹袭击的担忧，中国将重要工业向内陆和西部搬迁。搬迁过程花费了巨大成本，造成了工业发展的断裂——就全国范围内的物资运输而言，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到60年代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经济陷入停顿。到7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模式中存在的矛盾和低效问题日益突出。巨量的数学运算过于复杂，不能总是正确地解答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缺乏有效的办法收集并处理计划者需要的所有信息，还缺乏对工作、科技创新和提高工作效率的激励机制。而在同一时期，美国、欧洲和大部分亚洲经济体飞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明显更有益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最高领导层中的开明者意识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发展经济的局限性。
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
邓小平和党的最高领导层意识到，需要把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帮助宋朝实现了国家的富裕和强大。他们看到，中国的健康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与否。他们也意识到了开放所具有的极大优势，不再试图自给自足。开放是伴随着国内改革而生的。似乎可以断定，邓小平和党的最高领导层对于党的机关及各机构盘根错节的关系能否独立于外部世界，保障中国经济的成功运行心存疑虑。开放带来的竞争自有其优势。今天，最初的改革步伐迈出30年后，中国经济面临着哪些重大问题？本书的其余章节将一一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