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都意味着旧的体系依然存续。同一时期，西方在工业、技术和企业的合力之下日渐强大，继而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推动价值创造，进而带来财富。
1792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Lord Mc Cartney）精心筹划后来到中国，在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皇帝。这个故事中最广为人知的场景是清帝国断然拒绝了英国的贸易请求，也因而带有几分这个古老帝国对西方世界的睥睨韵味。事实上，当时英国真心希望开展对华贸易，以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600个箱子里，装满了行星仪、地球仪、天文望远镜和各式各样最新式的数学仪器。至少在麦迪逊等学者看来，乾隆皇帝和他的朝廷未能，并且也不愿意认识到外部世界的巨大进步，已经显露出几分清帝国疲弱和无知的迹象。
扯远了，还是回到1912年，继续我们的故事。
民国时期：经济遭遇更多灾难
清朝灭亡时，中国人均GDP已降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随后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经济状况极其糟糕。1890～1952年间，人均GDP年增长率为零（经历了好几次经济衰退），根据麦迪逊的估算，整体GDP年均增长仅为0.6%。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基本上陷于停滞。1928年国民党掌握了政权，宣布了部分减税措施，如裁撤厘金税（清咸丰时期为镇压太平天国筹措军饷而对国内土货交易征收的一种税），并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进口关税（外国势力继续通过协定关税获得关税收入，直到1943年条约港口被废除）。国民党中央政府在上海设立了中央银行，引进纸币发行，当时央行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不断印钞，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主要是军费开支。纸币的泛滥导致1937～1941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此间经济的积极方面表现为外国对华投资较为繁荣，截至1933年，中国GDP的2.5%是外国企业创造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将近一半投向上海，其余主要投入东部沿海铁路建设。铺设铁轨长度从1890年的10公里，增加到1950年的22238公里。当然，这些外国投资并非纯粹的商业投资，尤其是在许多领域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后来的形势急转直下，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华北地区几乎被夷为平地。八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又陷入国共内战，经济政策或国内经济状况没有任何改善的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人均GDP已降至1890年的水平，也就是说，中国又输掉了6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完全由政府接管，强有力的官僚体系制定所有政策。这是非常有20世纪特色的官僚体系，以发展工业为重心，彻底摒弃旧的经济管理方法。但是显然，这一官僚体系与古老的传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契合。经济政策沿袭苏联模式，核心的计划经济指挥中心坐镇北京，分配拨付全国的资金和主要资源，组织交通，制定价格，将国民经济与外部世界分离。权威部门寻求科学的方法组织经济，进行大量复杂的数学运算，以实现供需平衡。
中共执政的前30年，国民经济和人均GDP均有所增长。根据麦迪逊的估算（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比较不同时期各个国家的经济状况），1950～1977年间，中国人均GDP翻番，整体经济规模扩大了34倍。我们分别看看农业和工业领域发生的变化。
麦迪逊提醒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中国农业并非真得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那样，是“封建”的，至少不是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封建。没有贵族治下的大片封地，虽然有富裕者和相当普遍的贫困；也没有形成封建庄园，大多数农民靠耕种自己的土地生活，或为他人耕种获得相应酬劳（而在真正的封建制度下，农民或农奴仅能糊口而已）。革命之前的一项调研显示，只有10%的农村家庭没有土地，平均每户耕地面积达到1.7亩，可以养活6口人。然而，中共对于农村土地改革有更宏大的规划。农业改革紧紧围绕提高农业生产率，以实现农业对工业的哺育。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借鉴了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模式，但并非照搬，中国农业集体化（公社）的规模较苏联扩大很多。
20世纪50年代初，将近半数的耕地被没收并重新分配，4%的人口失去了土地，60%的人口获得了土地。土地重新分配后，中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基层政府组织成立互助组，按生产需要统一调配劳力、耕牛和农具。1956～1957年，平均每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中了160户农户的土地和劳力，只有5%的集体土地由个人耕种蔬菜和其他作物。到1958年夏，1.23亿农户并入26000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公社有农户4600户（是苏联集体农庄规模的30倍）。由此开始了红红火火的“大跃进”，那一时期，几乎所有土地都由公社所有，人民公社被寄予自给自足的厚望。但是，由于农业管理不当，农民种粮意愿低落，造成粮食收成崩溃。灾荒发生后，一些灾情严重的省份没有向中央或邻省请求调入粮食救灾，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