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里海岸

    我想，即便是一个有魔力的盒子，也有打开它的方法。然而，我在思考，想要打开盒子却忽视了打开的方法是否太过不切实际。其实我更关心的是盒子里的东西。假如我以威利·丁斯莫尔作为开端，那也是因为他就是这个盒子的“钥匙”。至于我，不过是当了一阵魔术师的学徒，很快便把他忘了。

    我那时候是如何生活的，就在这里说说吧。在那几个年轻男人如同健身房抑或自助餐厅般的宿舍里，摆放着我的一张小床。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人人都被逼迫着互相分享彼此的一切，因而很多这样的组织机构就无可避免地建立起来了。于是，我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室友，再次感受到那种由无隐私的生活所带来的特有的孤独感。若我有机会选择的话，我绝对不会选择待在这样的地方，只是这样的机会又在哪里呢？我无从选择。尽管整整一年时间里我没收到任何信件，与大多数人也仅仅是泛泛之交，我还是干了一个个无需技能的拙劣活儿，还有我压根儿就不想参加却花了我十美元的周末培训。我时时刻刻被我的野心驱使着，那就是要成为一个作家，为此，我也在尽力筹集资金。我计划着存五百美金，然后找个廉价房间：如果每周房租不超过五美金，精打细算到每一分钱的话，这笔钱足够让我住上六个月，如此，我便可以专心写小说了，至少也可以为写小说做准备。

    终于，钱攒够了。有了这笔钱，我为自己找了个廉价房间。但廉价不是绝对的，无论多么廉价的房间于我而言总是永远不够廉价。每月我单单清理房间就要花去三四十美金，甚至更多，而这些开销都飞速地消耗着我的积蓄。若不是后来威利·丁斯莫尔的出现，手把手教导我写作并且让给我他的房间，那时的我肯定已经绝望了。

    既为人夫也为人父的丁斯莫尔，同时也是位剧作家，由于无法在家里安心创作，便在布鲁克林高地一个褐砂石屋里租了个家具齐全的小隔间。有一次，他提到这个夏天他将外出，离开前会把屋子转租出去。我赶紧连哄带骗地承诺我会替他照看好这个屋子。因为我们只是偶然认识的，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在以后的日子里绝对不会和他失去联系。丁斯莫尔的房间每周只要四美金，除此之外我没有发现其他比这更便宜的了。

    我会时不时地登门拜访他，荣幸至极地观察着这间小屋所特有的每一个细节。果不其然，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尽管这间小屋处于公寓屋顶下，只有一个窗户可以通风透气。这个窗户在晾衣绳上方，正好对着这栋公寓楼后院的安全出口，我从不觉得这样的一个出口会使得这间小屋变得多么压抑和闷热。

    这间不到八尺宽的小房间，人想要走到窗户边都得从桌子和床间的小道侧着身子过去，墙壁上的油漆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了，到处都是黄褐色的污点，表面也都像起了水泡一样往外凸起，大片大片石灰已经脱落，角落里的天花板烂得都能看到里面发黑的木板了，或许以前曾经有大量煤渣粉尘从悬崖下的港口区不断地飘来，盖住了这些木制品。吊床绳早断了，整个吊床的重量完全靠两个空啤酒罐支撑着。一周四美元的房租，讨价还价也不会更便宜了，我是真心喜欢上了这个小房间。

    我习惯坐在床上，看着丁斯莫尔分类整理他的稿子，把桌上的灰尘拍到地板上，然后擦脸。他是那种不算高大却很健壮结实的男人，喜欢两腿叉开着坐在椅子上，身体朝前微微弯曲，下巴贴在胸部。这种姿势使他看起来像个足球前锋，再加上他那类似职业拳击手的头部，总体而言没有任何温和感。我没告诉他关于我的任何事，事实上，我也没那习惯。他一直以为我是个退伍军人，我也从不跟他解释纠正，在这一点上，丁斯莫尔无论如何都是比较乐观的。比如对于那些他不感兴趣的作家，即使他们可以成为他自己论断的证据，他所做的也只是做一个分类，这样便足够了。所以，当被他贴上“战后问题”的标签分类号后，我很快就安定了下来。

    “我跟你讲啊，孩子，”他总是这样说道，“多么惭愧与羞耻啊，当其他人可以同处一室快活地过日子时，你们这些军人却……”说到退伍军人时他不禁提高了音调，充满敬意。“退伍军人合法地结婚和生活，他们的婚姻却面临破裂的危险，只因为他们连个破烂的公寓都分不到。这都得归咎于房地产的利益问题，而且这也是一种莫大的罪孽，尤其是当他们在外拼命打了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后，却没法清除掉自己家里的‘法西斯’。但我告诉你啊米奇，那些人错了，那些人如此纯粹地谋求利益是在自掘坟墓，因为退伍军人是不会支持他们的。”

    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相信我这事儿，或者这种信任只是来自他那种对证明自己剧本的渴望。他作品里那种微弱的张力，正是战争时期广泛流传的表面上的乐观主义，而这种东西在他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许多剧作家和小说家间流传，因为通过把所有的现象糅杂进丁斯莫尔的分类，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都能够得到解决。事实上，这不过是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临时借用的一种模式——是非对错，迷惑混乱，还有像威利一样已经改过名字的处于危险边缘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