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孩子们的脸上充满骄傲、快乐和期待。今天，他们是英雄，被高官表扬，被长者称赞。这里面有些可怜的小混蛋仍然不识字，他们谁也没准备好面对这个世界和将会遇到的麻烦。我很高兴没有看到儿子的脸。我回到车上，去纽约市和大陪审团会面。
我把车停在联邦法院大楼附近的停车场，穿过大理石地板的巨大走廊，坐电梯到了大陪审团那层。我震惊地看到长凳上坐满了我们征募的预备役年轻人，至少有一百个。他们中有些人冲我点了点头，有几个还跟我握了握手，我们甚至开了几个玩笑。弗兰克·阿尔柯独自站在一扇巨大的窗边。我走过去跟他握手。他看上去很冷静，但神情很紧张。
“这真是一大堆狗屎，不是吗？”
“是啊。”我说。除了弗兰克，没人穿军装。他戴着所有的二战绶带、军士长肩章和长期服役的纹章，看上去就是个强壮的职业军人。我知道他是在赌大陪审团说不定会拒绝控告一个被召回部队保卫祖国的爱国者。我希望这能起作用。
“上帝，”弗兰克说，“他们从李将军堡拉了将近两百人过来，全都为了一堆狗屎，就因为有些混蛋在被征召后不愿服役。”
我很惊讶。我们做的事那么微不足道，只不过收点钱做点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小事，甚至都不算坏事，只是一种和解，对大家都有益且没有伤害任何人。当然，我们确实触犯了几条法律，但我们并没有做坏事。现在，政府却要花几千美金想把我们扔进监狱，这根本不公平。我们没有枪杀谁、没有抢银行、没有挪用公款，也没有收赃、强暴或当俄国间谍。搞这么大都他妈为了什么？不知为什么，我大笑起来，觉得精神也振奋了很多。
“你他妈笑什么？”弗兰克说，“这很严肃。”
我们周围都是人，有些完全能听到我们的对话。我快活地对弗兰克说：“他妈的，我们为什么要担心？我们是无辜的，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狗屎，操他们。”
他明白过来，冲我笑道：“是啊，不过，我还是想杀了其中几个小混蛋。”
“即使是开玩笑，也不能这么说。”我警告地看了他一眼，他们说不定在走廊里装了窃听器。
“是啊，我猜也是，”弗兰克勉强说道，“为祖国效力，我以为他们会自豪。我已经参加过战争，可也没抱怨啊。”
一位庭警站在那两扇挂着“大陪审团室”黑白标志的巨大门边，喊了弗兰克的名字。弗兰克走进去时，我看到保罗·赫姆西走了出来。我走到他面前说：“嗨，保罗，你情况如何？”我伸出手，他握了握。他看上去很不舒服，但并没有愧疚。
“你父亲怎么样？”我说。
“他挺好。”短暂犹豫一下后，他接着说，“我知道我不该谈论我的证词，你也知道我不能那么做，但我父亲叫我告诉你不用担心任何事。”
我如释重负，他是我唯一真正担忧的人。卡里说他会搞定赫姆西，看来的确搞定了。我不知道卡里怎么做到的，我也不在乎。我看着保罗走到电梯口，然后，另一个客户——一个我分文没收就招进来的剧院导演学徒——走到我面前。他非常担心我，告诉我他和朋友们会作证，表明我从来没有从他们那儿收过钱。我感谢了他，跟他握了握手。我甚至开了几个玩笑，而且一直微笑着。我扮演着快活圆滑的受贿者，向大家展示自己的无辜。意识到我正在享受整件事时，我有些惊讶。我的很多客户都站在我这边，他们告诉我这场因为几个笨蛋弄出来的事情有多荒唐。我甚至觉得，弗兰克都可能逃脱。弗兰克走出大陪审团室后，有人叫我。弗兰克很生气，但并没有崩溃，他一定会奋战到底的。我穿过那两扇大门，走进大陪审团室，脸上的笑容跟着消失无踪。
跟电影完全不同，陪审团乌压压坐在一排排折叠椅里，没坐在陪审团席位。地区检察官站在桌边，桌上摆着一摞摞纸，他照着念。有个速记员坐在一张很小的桌子边，上面是他的打字机。我被引向一张放在一个小高台上的椅子里，好让陪审员能够清楚看到我。感觉就像百家乐桌的监督员。
检察官是个年轻人，穿着非常保守的黑西装配白衬衣和整齐的天蓝领带。他头发浓密，肤色非常白。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不会知道。当他问我问题时，语调非常冷静，他只是把信息记录下来，并未想要让陪审员印象深刻。
他问问题时甚至都没有走近我，只站在桌边。他先确认了我的身份和工作。
“梅林先生，”他说，“你曾因为任何原因从任何人手中收受钱财吗？”
“没有。”我回答时直视着他和陪审团，一直保持严肃，虽然不知为何我总想微笑。我太过兴奋了。
地区检察官问：“你曾为了让任何人进入六个月陆军预备役项目而从任何人那里收受钱财吗？”
“没有。”我说。
“你知道任何其他人为获得任何形式的不同待遇而违反法律收受钱财吗？”
“不知道。”我说，仍然盯着他和那一群不适地坐在小折叠椅里的人。这间房因为糟糕的光线而显得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