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美国所有书评栏目的头版。但他痛恨几乎所有的小说作者，他嫉妒他们。有时他会从重量级的大学教授那儿拿来一本关于拿破仑或卡特琳娜女皇生平的书，把它登上头版。不论书还是书评通常都很艰涩，但奥萨诺很开心，他成功地激怒了所有人。
我第一次见到奥萨诺，他简直就跟他自己创造的、文学界所有的派对故事和八卦流传的公众形象一模一样。他兴致高昂，坦然地为我出演了伟大作家这一形象，还有各种道具来配合他。
我去了汉普顿，奥萨诺在那儿买了幢避暑别墅，他像古代的苏丹一样安坐（他的用词）其间。他五十岁，从四段婚姻中得到了六个孩子。那时他还没有经历第五、第六和最终的第七段婚姻。他穿着一条蓝色网球长裤，同色网球夹克是专门量身定做的，好遮住他鼓出的啤酒肚。他的脸棱角分明，令人印象深刻，正适合下一任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尽管他有双邪恶的绿眼睛，却能自然地显得很善意。今天他就很善意。他是最有影响力的周日文学评论专刊的老大，每次发表作品，其他人都竭尽全力拍他马屁。他并不知道我是来打败他的，因为我是个不成功的作家，只出了一本销量惨淡的书，第二本正在难产。当然，他写了一部几乎是伟大的小说，但他其他的作品都是垃圾。如果《每日生活》杂志容忍我，我就会让全世界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货色。
我的文章写得不错，完全抓住了他的精髓，但艾迪·兰瑟拒绝发表。他们希望奥萨诺写一部重要的政治小说，不希望激怒他。所以，那天算是白费了。不过两年后，奥萨诺打电话给我，请我去做他一本新文学评论刊物的助理。奥萨诺记住了我，他看过杂志不愿发表的那篇文章，欣赏我的胆量，反正他是这么说的。他指出，我对他的作品欣赏的地方正是他自己也欣赏的。
第一次见面，我们坐在花园里看他的孩子打网球。我现在就得说明，他真心爱着他的孩子，也许因为他自己也是个大孩子，所以他对待他们的态度很完美。总之，我请他谈女人、女性解放运动和性。他自己加了爱情。他挺幽默，虽然在他的作品中，他永远都是伟大的左翼分子，但他本人完全可以变成得州大男子主义者。谈到爱情时，他说自己一旦爱上某个姑娘，就会停止对妻子的嫉妒，然后，他摆出一副作者代言人的样子说：“不允许男人一次嫉妒超过一个女人——除非他是波多黎各人。”他觉得开波多黎各人的玩笑没关系，因为他的激进分子头衔毫无瑕疵。
管家走出屋子，训斥在网球场里为该谁打球而争执不下的孩子们，她是个很专横的管家，对孩子毫不客气，就像她是他们的母亲一样。就她的年龄而言，她算是个好看的女人，跟奥萨诺年纪相仿。有那么一刻我很好奇，特别是她走回房子之前轻蔑地看了我们俩一眼时。
请他谈女人很容易。他站在愤世嫉俗者的立场上，只要你没有特别喜欢某位女士，这永远都是个很好的立场。他非常专断，对一个自海明威以来花边新闻最多的小说家而言，这种态度非常合适。
“听着，孩子，”他说，“爱情就像你六岁生日或圣诞节时得到的那个小红玩具车，你无比开心，对它爱不释手。但或迟或早，车轮总会掉下来，然后你就会把它遗忘在角落里。坠入爱河感觉好极了，但沉浸在爱情中却是场灾难。”
带着让他觉得应得的尊重，我小声问：“那女人呢，既然她们声称自己像男人一样思考，你觉得她们的感觉会一样吗？”
他那绿得惊人的眸子迅速扫了我一眼，他看出了我的把戏，但他不在乎，这是奥萨诺的伟大之处之一。他继续说下去。
“女性解放运动认为，他们有权力控制她们的生活，这就像男人认为女人在性上面比男人纯洁一样愚蠢。女人可以随时随地跟人干一场，只不过她们害怕承认。女性解放运动针对的是百分之零点一的那些有权力的男人，那些人根本不能算是男性，他们甚至都不算是人类。女人需要取代的是那些人，她们根本不知道要爬到那一步得不惜杀人才行。”
我打断他：“你也是那些人中的一员。”
奥萨诺点头：“是啊，从比喻意义上讲，我也得杀人。女人会得到男人已经拥有了的，可那些根本就是狗屎，胃溃疡和心脏病，加上一大堆男人痛恨去做的狗屁工作。但我完全支持平等，所以我要杀了那些荡妇。听着，我正为四个完全能自食其力的女人付赡养费，就因为她们跟我们不是平等的。”
“你跟女人们的风流韵事几乎跟你的书一样出名，”我说，“你是怎么对付她们的？”
奥萨诺对我咧嘴一笑：“你对我怎么写书不感兴趣。”
我毫不迟疑地说：“你的书无须赘言。”
他又打量了我许久，然后继续。
“永远也不要对一个女人太好。女人总会跟着酒鬼、赌徒、皮条客甚至是打女人的人走。她们忍受不了善良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她们觉得闷。她们不想幸福，那太闷了。”
“你相信忠贞吗？”我问。
“我当然相信。听着，陷入爱情意味着把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