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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人类共同面临气候变暖、全球性流行疾病的威胁恐怖主义的威胁。西方国家在关注传统安全的同时,又提出了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并且认为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已经大于传统安全的威胁。置身于后冷战时代,面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情况下,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思考国家安全问题。特别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那些正在危及中国发展的现实威胁?
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理论界哥本哈根学派从自身“建构主义”的视角首先提出来的,尔后在20世纪80年代由一名英国学者正式提出了“非传统安全”概念。这一概念立即被美国广泛使用,进入了国家政策,其主要原因是冷战结束后作为美国传统敌人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运用传统的战略思维和手段,已不能服务于霸权主义继续实现扩张和领导世界的企图,急需构建寻求一个“虚拟”的敌人,找到一个对内对外基本上都能接受的、继续干涉它国内政的、堂而皇之的“借口”。2001年的“9·11”事件又推进了西方国家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热潮,并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空前高度,并极大促进了非传统安全概念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的一些学者近几年也撰写过大量的文章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深入探讨,提出过很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我认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今天就有的,非传统安全概念提出的一些依据和内容,如大规模疾病流行、各种大规模灾难、恐怖主义暴行等等,古已有之,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曾发生过。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理论界哥本哈根学派有关非传统安全的构想,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色彩”和国家功利思想,是建立在国家间相互不存在威胁的主观认知的基础上,而不管客观上国家间是否存在威胁。美国这一非传统安全的构想,是在美国基本不存在传统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提出的,主要是为强权国家谋求利益和世界霸权服务的。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打着国际合作解决非传统安全的旗号,削弱各国主权,谋求使用传统安全手段的主导权。“建构主义”认为,主权是相对概念,人类有可能在将来找到比主权国家更加宽容的多元的政治共同体方式。这种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为名忽视其他国家主权利益的政治共同体方式,是霸权主义侵害其他国家主权的“遮羞布”,是用来约束别人、限制别人而不约束自己的一种扩张战略行为。
第二,促使各国将注意力由传统安全威胁转移到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弱化各国对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关注和准备。“建构主义”所提出的非传统安全构想也许适合欧洲某些生存压力不大、面临威胁不明显的国家,而对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遭受侵害和威胁的发展中国家,是绝对不适用的。
第三,强权霸权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时,依然使用传统的暴力手段。
美国以反恐为名对伊拉克开战引起国际社会的矛盾与纷争就是例证。这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2004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指出的,当今世界的危险不仅源于恐怖主义,而且源于反恐战争的方式。他说:“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均有推翻行为准则和人权标准的潜在可能,而且还会扩大文化、宗教和种族隔阂。”
第四,强权霸权突出强调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胁迫世界各国与其合作,这在一定层面上是其谋求领导世界的一种途径。
第五,某些大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很大程度上则是其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实施军事干预、加强隐形经济掠夺和强行推行其自身价值观的必然结果。
因此,对于西方的安全理论,特别是美国提出的安全理论,在引用借鉴时,要注意分析其客观上形成的政治目的或背后隐藏着的政治企图。在没有可比性的条件下,对外国的东西要避免单纯理论上的抄袭和形式上的模仿。
我们在研究和探讨国家安全问题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始终要关注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之所在,运用综合国力筹划和维护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在安全威胁方面,我们必须要根据轻重缓急对不同安全威胁进行排序,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究竟孰轻孰重,哪些威胁更直接更紧迫,必须要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影响国家安全目标的主次区分和资源分配,而且直接决定国家安全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取舍。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霸权主义在政治上的扩张、经济上的扩张、文化上的扩张和军事上的扩张。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思考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提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安全威胁仍然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严重障碍,非传统安全威胁地位上升,作用凸显,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构成了严重威胁。这是一个对国际战略安全形势的总体判断以及对国际战略安全大趋势的把握。但就中国来讲,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界线已被打破,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趋势更加明显。我们不否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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