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旋律

    “和则两利，斗则两败”是不是就是和谐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是的，“和则两利，斗则两败”就是和谐价值观的具体体现。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正在扩大，和谐世界的提出，和谐价值观的倡导，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邻国的欢迎，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在热烈讨论“北京共识”。

    雷默在“北京共识”中也说到了中华文明中的和谐。但是他对于我们在和谐等问题上的认识还是更多停留在浅表层面上，所以他又提出了“淡色中国”的命题，甚至将这一命题等同于品牌。

    这只能证明人们愈益重视软力量的作用，即思想、制度和政策的吸引力。但是，也有一种误解，即把软力量仅仅视为一种对外策略和手段，这就会舍本逐末。软力量是对内对外一致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是国家和民族凝聚的共识，不是为了改善形象而附加的外包装。锦涛同志提出和谐社会的构建是要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的现代化层次，提高中国人的现代文明观念。只有全体国民认同这些思想，并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才能真正地自然地增强中国的软力量。“和谐世界”是我们的长远目标，我们要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去争取这一前景。

    要想真正地自然地增强中国的软力量，是不是还得真正理解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这是一定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它应当是对内和对外文明建设的统一，是学习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与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统一，是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的统一。尽管像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复兴观点，但是中国政府、领导却在以自己的思想和战略指引人民，凝聚共识，减轻了各种极端主义的干扰和破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一定也是克服各种错误的复兴观和复兴运动的过程。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一定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过程，是中华文明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的过程。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一定也就是我们以“和谐社会”、“和谐亚洲”、“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以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的过程。

    从“和谐社会”到“和谐亚洲”，再到“和谐世界”，是否贯穿了一条红线，这条红线就是中华文明中的和谐价值观？

    是的。2005年2月，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即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005年9月，锦涛同志在联合国大会上又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思想。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思想，受到了国内国外的高度关注和热烈欢迎。和谐这一充满中国特色和东方色彩的价值观，也借助于此而推向了国际社会。整个世界由此认识了中华文明中的和谐价值观。

    和谐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早已有之，孔子的里就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矣”。

    和谐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许多思想家、哲学家甚至把中国文化概括为“和合”文化。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还有“天人合一”、天地仁和等等思想都是古代哲学的精粹。它们不仅在经典和精英的“大传统”中占据核心地位，也影响了广大民众的“小传统”，例如民众把寒山、拾得两位高僧奉为和合二仙，顶礼膜拜。

    和谐的思想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毛泽东时期，新中国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顶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随后，中国与印度、緬甸又共同倡导这一原则，使其成为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印度和缅甸在提倡和平共处原则时，依据于其古老的宗教文化，而中国则源于古代的哲学和伦理思想。当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时，许多亚非国家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有疑虑，周总理说，我不是来吵架的，然后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思想，认为应当把意识形态的差异搁置一旁，结果促成了万隆会议的巨大成功。可以说这是以和谐价值观化解矛盾的绝佳案例。邓小平继承与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顶原则，指出，考虑国际关系主要应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论国家大小，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在冷战尚未结束时，邓小平已经敏锐地察觉世界的新趋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问题。他也对党际关系提出了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不仅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政党，而且扩大到同各种类型的外国政党的关系上。

    邓小平早在上一世纪80年代初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