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恐后跑到城里来干什么？当然工农有差距，城乡有差距，而且还比较显著。我们要关心，要逐步解决，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现在某些报刊宣传农民苦，民工苦，贫富两极分化，新三座大山等，有些过头，缺乏科学态度。要知道今日中国人均GDP才刚过2000美元，想彻底消除工农、城乡、贫富差别是不可能的。这是忘了毛泽东的“两个务必”，忘了锦涛同志的重温“两个务必”！事实上，杞国无事忧天倾，没有那么多尖锐矛盾。天是塌不下来的，地也不会陷下去。这话是毛泽东说的。
这话还管用。
毛泽东还有两句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当然我们现在有贫富差距，差距也比较大，而且有拉大趋势，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这是事实。但“两极分化”的说法值得商榷。
贫富差距拉大不等于“两极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从平均主义、共同贫穷，到共同提高，只是一部分提高慢些，一部分提高快些，是共同提高基础上的差距嘛！这是历史性进步，怎么是某些人宣传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富者越来越富，贫者越来越贫，所谓“绝对贫困化”，中国不是这种情况嘛！我们的贫富差距绝不是“两极分化”。共同提高基础上的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是有质的差别的。问题还在于怎么看贫富差距，怎么正确认识贫富差距。贫富差距要看两类，一类是通过劳动获利造成的差距，是共同富裕的差距，是我们赞成的。第二种差距是非法的、不合理的差距，我们是反对的。
现在的贫富差距是不是都是好的？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善的，旧的体制还在起作用，包括“均贫富”这种小农经济的思想，还有广泛的市场。各种因素交织，造成很多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贫富差距，我认为主要有四种：第一种就是腐败。腐败造就了一批暴富的贪官，也造就一些发财的不法企业家。腐败怎么形成的？主要是体制腐败，因为企业进入市场经济了，而政府还延续着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既然时间就是金钱，你早批下来我就赚钱，你迟批下来我就没了赚钱机会，而迟批一天、早批一天的权力在政府官员这里，自由度很大，因此权钱就可以交换，权钱一交易，这就腐败了。这叫体制性腐败。政府不应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坐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位置上去。因为腐败造成的贫富差距当然是不合理的。第二种不合理的贫富差距，就是市场经济法制的不健全，因此有很多“寻租”的机会。某些官员亲属以此“发财”就属此类。第三种就是垄断，垄断造成贫富差距。一些国有企业垄断市场，把用全民的资源赚的暴利，给自己发高工资。把全体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剥削过去了，这像话吗？某些外企收购国企、民企形成行业垄断，也属此类。第四种就是一些“血汗工厂”剥削。比如报载，在深圳、东莞等地，女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显然是在剥削工人，获取超额利润。由此造成的差距也是不合理的。这个差距也是我们的法制不健全造成的。我认为这四种差距都是不合理的，因此要解决的也是这些不合理的差距，而不是笼统地讲贫富差距扩大。夸大贫富差距问题，就会搞乱社会思想，加之煽情，就会走到“均贫富”并导致“共同贫穷”的老路上去。与其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如划清界限，分清是非。坏事就是坏事，好事就是好事。该反腐败的反腐败，健全法治，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该有差距的有差距，没有差距，社会怎么有动力呢？毛泽东说差距就是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人的能力有大小，拉开差距在市场经济中是自然规律，如果大家还是平均主义的话，那谁还去干，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就是农民变市民的过程，农村变城市的过程。浦东新区的城市化，就是以短短的17年，走过了近现代历史的上百年。
上海浦东的发展就是传统农民不断消亡的历史，就是快速城市化的伟大进程。现在只说工业反哺农业，不说把农业变成现代先进生产力，走历史必由之路，那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必须将小生产方式的传统农业，彻底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农业。虽然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但不是一家一户几亩地全都务农，而是在社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形成规模经济的专业化生产。首先是粮食、经济作物、家禽家畜等等实行“大农业”的专业化生产，进一步是从种子、施肥、耕作、灌溉、植保一直到仓储等农艺的专业化分工。
其中许多专业化可以用地区、跨地区、全国乃至跨国的企业公司组织来实施。在社会化分工的基础上，实行社会化协作，从而才能不断地最大限度地吸纳现代科学技术，创造现代农业的巨大生产力。专业化分工和有机协作正是全新意义上的“集体经济”。在这同时，还要消化农民阶级，让农民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逐步消亡。农民是劳动者，农民阶级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着巨大贡献，因此绝不可像对地主阶级那样用强制和剥夺的办法消灭它。农民仍占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