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国家确实跟穷人的利害有关。而富人不是这样，他可以乘着游艇前往新几内亚。穷人有时候会反对糟糕的统治；而富人就是反对被统治。贵族往往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一点你可以从男爵们的战争中看到。”
“作为一场针对小人物的英国历史的演讲，”赛姆说道，“这着实精彩。不过我还无法理解它的适用性。”
“它的适用性就在于，”对方说道，“老星期天的大多数得力助手是南非和美国的百万富翁。这就是为什么他控制了所有的通讯设施；这就是为什么反无政府主义警队中的最后四个勇士正在像兔子一样窜过树林。”
“百万富翁我能够理解，”赛姆沉思着说道，“他们几乎都是疯狂的。可控制几个有着不良嗜好的缺德的老先生是一回事；要控制伟大的基督教国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以我的鼻子打赌（请原谅这个暗示），当星期天面对在任何地方改变任何一个健康的普通人的信仰的任务时，他肯定会显得无能为力。”
“嗨，”对方说道，“这完全取决于你指的是哪一种人。”
“比如，”赛姆道，“他绝对改变不了那个人的信仰。”他笔直地朝前指了指。
他们来到一块阳光照耀的空地上，这块空地对赛姆似乎意味着他的清醒知觉的恢复。在这块林中空地的中央有一个人，他几乎是以一种可怕的现实性象征着常人的判断力。一个受着日晒淌着汗水因为必要而繁重的无尽辛劳显得肃穆的粗壮的法国农夫，正在用一把短柄小斧砍木头，他的运货车停在几码开外，已经装满了半车木头；正在吃草的那匹马就跟它的主人一样，勇敢而不绝望；就像它的主人，健壮，但也近乎哀伤。这个农夫是一个诺曼底人，个子比普通法国人要高，但很笨拙。他的黝黑的身影映衬着方方正正的一片阳光，几乎就像壁画上一个隐喻式的劳作者身处于金色的底子上。
“赛姆先生在讲，”拉特克利夫对那位法国上校喊道，“至少这个人绝不会成为无政府主义者。”
“赛姆先生讲得很对，”杜克洛埃上校笑着答道，“即使唯一的理由是他有很多财产要保护。不过我不记得，在你们的国家，你们并没有对富裕的农民习以为常。”
“他看起来很穷。”布尔医生怀疑地说道。
“确实如此，”上校道，“那就是他很富的原因。”
“我有一个主意，”布尔医生突然说道，“他会要多少钱才让我们搭他的车？那些追踪者都在步行，我们很快就可以把他们甩掉。”
“哦，给他多少钱都行！”赛姆急切地说，“我身上有一大堆钱。”
“那不行，”上校道，“除非你和他讨价还价，否则他不会尊重你。”
“哦，要是他会讨价还价就好了！”布尔不耐烦地说。
“他会讨价还价因为他是一个自由人，”对方说道，“你不懂的，他不会明白慷慨的意义。不用给他小费。”
他们似乎听到了他们身后的奇怪追踪者的沉重脚步声，不过，当那位法国上校用赶集日的所有随意的玩笑和争吵与那个樵夫搭话的时候，他们只能站着干跺脚。不过四分钟后，他们发现上校是对的，因为那个樵夫已经同意了他们的计划，他没有漫天要价，而是慎重出价并获得了适当的报酬。他告诉他们，最好的选择是向下到达兰西山坡上的小客栈，那位客栈主人，一个在晚年变得非常虔诚的老军人，肯定会同情他们，甚至会冒险帮助他们。所以，这几个人都坐在柴堆的上面，随着粗陋的运货车摇晃着驶下了林地陡峭的另一边。尽管这辆车又笨重又摇摇欲坠，它还是开得很快，不久，他们就高兴地发现他们已经远离了那些追踪者（不管他们是谁）。但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在哪里招到的这些追随者，仍然是个未解之谜。一个人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起初，他们逃跑是因为第一次目睹了秘书畸形的笑容。赛姆时不时地回过头去张望追踪他们的一大群人。
随着距离的拉开，树林逐渐变得越来越稀疏，他可以看见树林边和树林上方阳光照耀的坡地。穿过这些坡地的是一群黑色正方形仍在移动的暴民，看起来就像一个可怕的甲虫。在强烈的阳光下，凭借自己极好的眼力，赛姆能够清楚地看到这群人。他能把他们一个个人分辨清楚。但是他越来越惊讶于他们整齐划一的行动方式。他们好像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黑色的平常帽子，就跟任何上街的普通人群一样。但他们并没有像普通乌合之众一样，展开、散布、排列成多路纵队以进行攻击。他们可怕、恶毒而呆板地前进着，就像一支显眼的机器人军队。
赛姆把这个指给拉特克利夫看。“是的，”这位警官回答道，“这就是纪律。这就是星期天的做派。他也许在五百英里开外，但对他的恐惧笼罩着他们，就像害怕上帝的手指。是的，他们在整齐划一地行走，而且你可以肯定他们在整齐划一地说话；是的，而且在整齐划一地思考。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正在整齐划一地消失。”
赛姆点点头。确实随着农夫鞭打他的马儿赶路，那黑压压的追踪人群也变得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