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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张新面孔出现在门口之前，格里高利呆滞的表情早已消失。他在桌边跳了一下，如野兽般低吼一声，抓起科尔特左轮手枪瞄准赛姆。
赛姆面无畏惧，礼貌地举起了一只苍白的手，带着一种教区牧师阴柔的尊严说：“别做傻事，难道你没发现没有这个必要吗？你还不明白我们上了同一条船？是的，是让人晕乎的船。”
格里高利一言不发，他也不能开枪，露出尴尬的神色。
“难道你没发现我们彼此都进退两难？”赛姆说道，“我不能告诉警方你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你不能告诉无政府主义者我是一个警察。我们只能彼此监视，相互了解。总之，这是一场我与你孤独的智力决斗。我这个警察不能获得警方的帮助；你这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可怜的朋友，不能获得那对于无政府状态必不可少的律令和组织的帮助。但你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没有被好管闲事的警察包围着，我却被好管闲事的无政府主义者包围着。我不能背叛你，但我可能背叛我自己。过来，过来，你等着瞧我如何背叛自己！我要开始巧妙的行动了。”
格里高利慢慢把手枪放下，却仍然盯着他，仿佛他是一头海怪。
“我不相信不朽，”格里高利最后说道，“但如果，事后你背弃了你的诺言，上帝将会让你在地狱里永远哭号。”
“我不会背弃诺言，”赛姆坚定地说，“你也不要背弃你的诺言。你的朋友们来了。”
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带着懒散而有点疲倦的步伐熙熙攘攘地走进了房间；但是一个长着黑胡子戴眼镜的小个子男人——有点类同于蒂姆·海利那种男人——却与别人拉开一段距离，手里拿着几页文件往前走。
“格里高利同志，”他说，“我猜这个人是一个代表？”
格里高利吃了一惊，脸朝下低声说出了赛姆的名字；但赛姆唐突地答道：“我很乐意看到你严格把关，不是代表的人难以进入。”
可这个长着黑胡子小个子男人还是带着些许怀疑皱起眉头。“你代表哪个支部？”他严厉地问。
“我几乎不能把它称为支部，”赛姆边说边笑，“我可以把它称为一个基础。”
“你的意思是？”
“事实上，”赛姆平静地说，“说实话我是一个严守安息日的人。我被特派到这里来确保你们正确地遵奉星期天的指令。”
小个子男人手中文件掉落，全部人的脸上都掠过了一丝恐惧。显然，那个代号为星期天的可怕的主席会不定期地派一些特使出席支部会议。
“好吧，伙计，”拿文件的男子停了片刻说道，“我想我们最好给你安排个座位参加会议？”
“如果你把我当朋友来问，”赛姆带着严肃的善意答道，“我想是的。”
当格里高利听到这危险的对话结束时，他的敌人安全了，他猛地站起来，带着痛苦的思绪来回踱步。这确实是一个痛苦的外交，他很清楚赛姆的厚颜无耻很可能会使他脱离所有偶然的困境，对于他们则不报任何指望。他不能背叛赛姆，不仅是出于尊严，也是因为如果他背叛了他，但又因为某些原因未能消灭他，逃脱的赛姆就会摆脱所有保密义务，直接去附近的警察局报案。而现在这个会议毕竟只开一个晚上，也只有一个警探了解情况。今天晚上要尽可能少地谈及计划内容，然后让赛姆离开，就这样碰碰运气。
于是格里高利大步地走向那群已四散在长椅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我想我们可以开始了，”他说道，“拖船已经在等了。我提议巴顿斯同志主持会议。”
众人举手表示同意，那个拿文件的小个子男人不动声色地在主席座位上就座。
“同志们，”他开腔了，声音像手枪射出子弹一样刺耳，“我们今天晚上的会议很重要，尽管它不会很长。这个支部一直能够荣幸地为欧洲中央理事会选举星期四，至今也选举出多位杰出的星期四。我们要为那位一直尽职尽责、在上星期去世的英勇的工作者哀悼。你们都知道，他在事业上的奉献是巨大的。他组织了伟大的布莱顿爆炸行动，那次行动如果再多点运气，就可以把码头上的所有人送上西天。你们也知道，他的去世如他的人生一样忘我，因为他是由于信仰用粉笔与水的清洁混合物来代替牛奶而死，而他认为牛奶这种饮料是野蛮的，因为它牵涉到对奶牛的残忍。他厌恶任何一种残忍或任何近乎残忍的东西。但是，我们聚会不是为了赞扬他的美德，而是为了一项更艰巨的任务。很难恰如其分地赞扬他的品质，但更难的是取代它们。同志们，今天晚上你们有权从在场的人中选出一个成为星期四。如果任何同志有推荐的人选，我会付诸表决。如果没有推荐人选，我就只能告诉自己，那位离开我们的亲爱的爆破手已经把他最后隐秘的美德和纯真带入了不可知的深渊。”
相继而来的是几乎听不见的就像有时在教堂听到的那种轰动的掌声。然后，一位长着长长的白胡子、身材高大的老年男子，可能是在场的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工人，慢吞吞地站起来说：“我提议选举格里高利同志为星期四。”说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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