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慢吞吞地坐下了。
“有没有人赞同？”主持人问。
一个穿着天鹅绒外套、有着尖翘胡子的小个子男人表示赞同。
“在我宣布表决之前，”主持人说道，“我会让格里高利同志作一番演讲。”
格里高利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站起来，在鲜红色头发的映衬下，他脸色异常苍白。不过他在微笑，总体上很放松。他已下定决心，他的策略犹如白色的马路般清晰，就是作一个温和的模棱两可的讲话，这样就会在那个警探的心里留下印象，即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确实在从事非常温和的活动。他相信自己的文学能力——暗示精细差别和选择完美语言的能力。尽管被所有的人围绕着，他认为用心的话就能传达出关于这个组织的微妙的虚假印象。赛姆曾以为从事冒险的无政府主义者仅仅是在蛮干。而他难道不能在这一危急时刻使赛姆再度那么认为？
“同志们，”格里高利以一种低沉而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开口了，“我没必要告诉你们我的策略如何，因为这也是你们的策略。我们的信仰被诋毁，被扭曲，完全被混淆和掩盖，但它从未被改变过。那些谈论无政府主义以及它的危险性的人四处打探信息，却不向我们，向它的源头探知消息。他们通过六便士一本的小说、商人的报纸、阿里·斯洛普的《半个假期》和《运动时代》了解无政府主义者，却从未通过无政府主义者来了解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没有机会否认那些从欧洲的一头到另一头堆砌在我们头上的诽谤和中伤。一直听说我们是活生生瘟疫的人，却从未听过我们的答复。尽管我有掀翻屋顶的激情，我知道他今晚也不会听到。因为只有在底层的这些被迫害者才会被允许集会，正如基督徒在地下墓地集会一样。但如果因为某个难以置信的意外，今晚这里有一个一直严重误解我们的人，我就会问他这个问题，‘当那些基督徒在地下墓室集会时，他们在地面的街道上具有怎样的道义声誉？有教养的罗马人流传着他们怎样的暴行故事？’假设（我要对他说），假设我们仅仅在重复那个仍然神秘的历史悖论，假设我们像那些令人震惊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真是无害的基督徒。假设我们像这些基督徒一样疯狂，因为我们真像他们一样温顺。”
迎接他的开场白的欢呼声逐渐减弱，在最后一个字上戛然而止。在突然的静默中，那个穿天鹅绒外套的男子大声尖叫：“我不温顺！”
“威瑟斯普恩同志告诉我们，”格里高利继续说道，“他不温顺。哦，他对他自己了解得多么少！事实上，他的言辞极端，外表残忍，甚至（对于普通人的品味而言）极为庸俗。但是只有像我一样深刻而微妙的朋友才能够感知处于他内心深处的全然温顺的深沉根基，这根基深沉到连他自己都看不到。我再说一遍，我们属于真正的早期基督徒，我们只不过是来得太晚罢了。我们单纯，因为他们敬畏单纯——看看威瑟斯普恩同志吧。我们谦虚，因为他们谦虚——看看我吧。我们是仁慈的——”
“不，不！”穿天鹅绒外套的威瑟斯普恩先生高声叫道。
“我说我们是仁慈的，”格里高利愤怒地重复道，“因为早期的基督徒是仁慈的。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免于被指控吃人肉的罪名。我们不吃人肉——”
“可耻！”威瑟斯普恩叫道，“为什么不？”
“威瑟斯普恩同志，”格里高利带着一种狂热的兴奋说，“急切地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吃他（笑声）。无论如何，我们的社会真诚地爱他，它是建立在爱心的基础之上——”
“不，不！”威瑟斯普恩说，“打倒爱心。”
“它是建立在爱心的基础之上，”格里高利咬着牙重复道，“我们作为一个团体将要追求的目标不会有什么阻碍，假使我当选为团体的代表，我所追求的目标也不会有阻碍。我们要忽视那些把我们描述为人类社会的刺客和敌人的诽谤，伴随着道德勇气和平静的理性压力，去追求永恒的兄弟情谊和单纯性的理想。”
格里高利重新坐到座位上，手摸了一下额头。突如其来的寂静令人尴尬，主持人像机器人般僵硬地站起来，用一种呆板的嗓音说：“有没有人反对选格里高利同志？”
与会者个个面无表情，对此非常失望，威瑟斯普恩同志在座位上不安地晃动身子，浓密的胡子也随晃动的身子摇摆，口里念念有词。然而，通过这全然匆忙的例行程序，动议将被提出而且通过。不过正当主持人张开嘴要说出动议时，赛姆站起身来平静而小声地说道：“是的，主持人先生，我反对。”
演讲术里最有效的方法是出人意料地改变语气。盖布利尔·赛姆先生明显懂得演讲术。他以有节制的语气简短地开头，下一句话将如一支开了火的枪在地下室里鸣响和迸发。
“同志们！”他叫道，语气令人吃惊，“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像老鼠一样住在地下就是为了听这样的谈话？这种谈话，我们只有在主日学校餐会上吃小圆面包时才会听到。我们在墙边布满武器，用死亡闩住那道门，就是怕有人闯进来听到格里高利同志对我们说的，‘要仁慈，那样你才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