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美。这是一种道德的混乱，是作家新旧道德冲突下对自我欲望的认同，作家似乎在有意回避文本的道德意义。陈思和认为，林白在纯粹意义上完成了女性的自觉，她在文本中坦荡不耻地表达了人类淫荡的本能，将色情转化为女性的自娱自乐，让读者从阅读中感受到情感的净化，这都得力于作家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其创作上的唯美主义倾向。(40)
身体是女性作家探测女性无意识隐秘欲望的切入口，她们对女性身体器官及其感觉的描述，没有停留在器官感觉的表面，而是深入到女性的潜意识。私人化写作的身体叙事挣脱了现代国家、民族等宏大的现代性话语叙事模式，女性作家从下半身入手，是为了完成对上半身(女性意识)的阐释。她们笔下的身体是被女性化、私人化了的女性身体，是女性独立意识的外化，虽然在客观上满足了男性的“窥视癖”，迎合了文化市场的“猎奇性”，但她们的身体叙事并没有完全肉体化。要摧毁男性话语中心体系，“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41西苏所提到的女性的特征恰恰是当时女性文学所欠缺的，此前对女性的叙述都是在男性文化语境遮蔽下的由男性对女性进行叙述或者由那些尽可能以男性或社会性视角进行文学创作的女作家小心翼翼地、尝试性对女性的情感世界进行一些浅层次的叙述，对女性身体进行唯美化的诗意叙述，是从私人化写作开始的。1980年代，残雪最早深入到女性的心灵深处，探求她们潜意识下的深层隐秘，她笔下的女性大多有一种被“窥视”的恐惧，如《山上的小屋》中的“我”，总是把自己严密地包裹起来，害怕他者(包括社会、外部世界、他人等)侵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发现自己的隐秘(身体的、主体意识的)；1990年代，女性作家典型的叙述模式是暴露隐私，唯恐漏掉了某一个细节，唯恐叙述得不够全面细致深刻。这两种心态在女性经验世界中都是客观真实的存在，叙事策略的不同实际上是由当时的文化语境和社会的宽容度决定的，与作家的思想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也有很大的关系。私人化写作是对女性私人经验和话语模式的一种启蒙，或者说是对女性躯体的一次开发和启蒙，它尚且具有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和启蒙意识，其文本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和审美价值；卫慧、棉棉的“身体写作”则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的特征，其存在价值更多体现在文学史上。
女性是在不断逃避中成长起来，她们逃避社会，逃避男性，逃避责任，逃避道德，逃避爱情，逃避婚姻，直至逃避自己的灵魂，终日生活在幻想和镜像之中，陷入孤独、空虚与绝望的境地，这是女性现实的生存处境。女性作家从男性社会逃向女性的封闭、自足、自由的内心世界，以私语化的叙事策略，试图实现女性的自我救赎。林白说：“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和智性、记忆和想象、心灵和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中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42)用身体的感受和想象书写女性的历史，女性通过身体和性发现自我，确立自我意识。在男性社会，女性总是处于“被看”的地位，当她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对象进行审视时，她惊异地发现了女性躯体的自然美，于是疯狂地爱上了自己的躯体，这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从类似自己的某个女性身上发现了女性独特的美；一是从镜子中发现自己的女性美，镜子是女性进行自我关照的重要工具。对女性美的发现，导致了女性的自恋和对男性的拒斥，这种拒斥导致女性对男性的失望。当女性失去爱的对象时，就会发生移情现象，女性将全部的生命能量转移到女性自身，爱自己或另一个女性，这就出现了人们常说的自恋或姐妹恋现象。
私人化写作的作家大多在个人生活中受到过某种挫折，人格和个性有某种缺憾，自恋、幽闭、离群索居是她们现实中的生存选择或存在方式，她们沉湎于自己所营造的诗意化的想象空间自我欣赏，自我玩味，不愿或不敢与男性和外部世界展开公平对话，封闭的生活空间和孤芳自赏的性格使女性作家无法正确处理男女两性的关系，男性在她们笔下几乎都是类型化的、残缺的，要么身体强悍、性欲旺盛，却粗暴蛮横像个暴徒；要么才华出众、尊重女性，却是阳萎；要么精神、肉体都很完美，却愤世嫉俗不愿结婚；要么造化弄人，理想的男性总是早夭或莫名其妙地失踪。在她们那里，美满的婚姻是女性永远的乌托邦，是女性永恒的追求与梦想，只存在于彼岸世界。她们试图将女性从两性世界中抽离出来，再从多维空间微缩到隐秘空间，将女性还原为自然感性的人，抽绎其社会性和理性的成分，从而凸显女性的独立自足。
私人化写作不如说是“呓语化写作”，因为女性作家有意将记忆与现实叠合，将现实与梦境揉为一体，有意混淆意识与潜意识，林白惯用的伎俩就是把一个女人分裂成若干个独立的生命个体，让每一个个体表现自己内心的某一种欲望，或拥有自己梦寐以求的某种美丽、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