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事，有心的读者却应该能够不时地感受到这个人物精神上的茫然与危机”，［33］的确，庄之蝶一直试图用性来排遣精神上的茫然、苦闷和危机，但这种艺术处理未必能被所有的读者所领悟或认可。一个为人类创造精神食粮的作家在极力逃避精神和灵魂的拷问，逃避自己神圣的启蒙者的使命，而又无处可逃，他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无论多么深刻的思想，都要通过一定的审美形式来传达，的外在形式之所以引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小说的艺术形式。
(三)《一个人的战争》：女性言说欲与表现欲的极端宣泄
戴锦华认为女性私语化写作是个人化写作的一个方面或组成部分，是具有自传意义的女作家的个人化写作。“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它具体为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因为女性个人生活体验的直接书写，可能构成对男性社会的权威话语、男性规范和男性渴望的女性形象的颠覆。”(37)简言之，凡是以女性私人经验为叙述中心，大胆袒露女性肉体和心灵隐秘的写作，在一段时间内都被称为私人化写作。戴锦华的界定，排除了那些打着“女性主义”旗号，以暴露个人隐私吸引眼球，赚取经济利益，陶醉于肉体欲望的宣泄与狂欢，寻求强烈的感官刺激，迎合社会上某些人的“窥视癖”和低俗趣味，靠传媒和商业炒作自娱自乐的所谓的“女性写作”。女性写作通常指带有鲜明性别意识和文化立场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文中的私人化写作指以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徐坤等为代表的纯文学女性写作活动。
个人化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蔚为大观，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的，除了我们在前面谈到的消费主义、欲望本体化倾向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在中国社会形成了高度专门化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的启蒙作用被逐渐消解和分化，在客观上造成了个体生活空间的缩小，人越来越被固定在一个狭小的社会空间里，就像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人的社会角色被社会所决定，生命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必须受制于整个社会机制的运转，从而导致个体的社会经验独特而繁乱，个体难以胜任国家民族代言人的身份。人的自我分裂意识，社会部门功能的专门化，使小说家越来越难以摸清工作世界的性质，很难对外部世界进行宏观的把握，于是，他们主动选择了“小叙事”，选择了边缘化的叙事立场，即向人的消费生活和私人生活开掘，或以异化与官僚化为主题来反映作家对蜂窝一样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的反感，却有意回避或很少反映工作经验，个人化写作的作家总是选择自己熟悉的生活向纵深处开掘，而不在反映生活的宽广度上过分纠缠，这既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又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女性的生活空间相对于男性显得更加狭窄，她们最熟悉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和内心，而这又恰恰是被“文明”遮蔽最久的一块文学“处女地”，在这块文学的蛮荒之地，还有丰富的可供开发的丰富矿藏。
私人性写作，纯粹个人化的写作，表达女性内心世界的爱欲，以及对男权的某种优雅的反抗，常伴有“绝望的诗情”(陈晓明)，走向心灵的景象与“腹语”(夏语诗)，在孤独中漂泊进“忧郁的荒原”(孟繁华)。他们只有站在无人的风口无言地守望着空心的岁月寂寞地进行着一个人的没有结局的战争，或者坐在“回廊之椅”上“与往事干杯”然后再进行“致命的飞翔”。这是男性对女性私人化写作的调侃式的概述，却很值得我们回味。“我所理解的‘私人写作’，是摆脱了宏大叙事的个体关怀，是私人拥有的远离了社会和政治中心的生存空间，是对个体的生存体验的沉静反观和谛听，是独自站在镜子前，将自我视为他者的审视，使自己的身体和欲望的‘喃喃叙述’，是心灵在无人观赏时的独舞和独白。”(38)郭春林的理解相对于前面几位的男性话语就显出了一些客观与冷静。沉溺于自我想象的诗性空间，追求极端精神状态的女性内心生活，保持遗世独立的生存姿态，这只是女性作家所选择的叙事策略，用来颠覆和反叛男权话语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扭曲和压制。通过对女性个人经验的主观叙述来揭示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和深层意识空间，改变女性被言说的命运，实现女性的自我拯救，建构健康和谐的两性关系，才是私人化写作的终极追求。
私人化写作是一种极端的写作姿态和方式，带有自传或半自传的性质，或者说作者有意识让人产生类似的联想，以封闭性的私人生活为唯一的写作或话语空间，以女性本能欲望为核心的个性化叙事体现了女性作为生命个体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和话语方式，身体和性是私人化文本叙述的重要内容，她们试图反叛女性曾被讲述的命运，叙述经验世界中的女性，而非理想中的女性，比起“张洁式”的精神恋爱的“圣女们”，她们充满了肉体的诱惑，有时俨然是欲望的化身，她们未必符合传统的道德审美价值规范，她们未必可爱，但她们比传统女性多了一份真实和坦率，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