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展开对“反腐之战”，不正顺应着历史的要求与人民的愿望吗？少安的“发家致富”、陆承伟与史天雄尽管人生道路不同，不正是对市场经济正反两面的诠释吗？他们不是头脑简单地“追波逐流”，也不仅仅为冒险一试，他们的血性、思想与时代的发展是深度合拍，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他们才有生存的机会和理由。可以说，正是由这些人构成并推动着这个时代。但是，他们对时代的把握也并不轻松，在“旧我”与“新我”的斗争中，他们面对时代的背影，又是多么地磕磕碰碰。
其次，长篇小说还表现了“人”的现代化之开放性，既是从“人”的现实关系出发，但又并非止于此，在“人”的境遇之外，又深入到“人”与“他者”的哲学思考，或从“人”的困境出发，一方面把“人”放在“人类性”的隐在视界下进行拷问，烛照出人性的复杂构成与价值取向，以及“人”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中的苍白与“非人化”；一方面把“人”放在“世界性”的公共座标系中，通过东西文化的碰撞凸现“人”之现代化的中国特征与受限性。如阎鸿唤、郑子云、陈咏明、彭其等人就烙印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性。
再次，近三十年长篇小说表现了“人”的现代化之伦理性。与落后民族在西方的先进民族的征服、侵略与武力强迫之下的现代化不同，这些小说所述的“人”的现代化，是在同文化的轨道之内，在和平的社会运动之中，在“人”的理性层面的现代化，它使“人”显得节制与和谐。“人”的现代化本有着复杂的价值构成，在西方，基本上是以个性自由为核心；这些小说中“人”之现代化则是以正面价值为标准，并对其中的负面价值进行反现代化的批判，如鹿子霖。它并不彻底否定或斩断传统，反之，它还追求与传统的文化人格之优质性的衔接与继承，在多重的沉潜与运思中寻求化合与更变，如孟樾、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等等所体现的精神新质。
文学绝不会象某些耸人听闻的宣言一样，“已经死亡”，相反，它将向前发展，它所承担的对现实的反映与“重构”任务也不会停止，它仍将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形象深入世界意识又永远高昂。但是，在这些小说“人”之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了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
笫一，弗氏对“人”的研究，揭示出了“人”的潜意识的巨大领域，“人”的真正本性八分之七表现为潜意识，八分之一才表现为显意识，“人”的现代化是“人”的灵魂革命，不触及到“人”的潜意识与非理性领域，这种现代化也是不彻底的，既会遮蔽“人”的真正存在，也会内在地阻碍着“人”之现代化的真正深入。长篇小说关注“人”的理性现代化，并把它唯一化，这显然是不够的。无论是对农民、女性、改革者，假若没有超越于显在意识的、灵魂深处的根本变革，“人”的现代化的效果如何，只要我们不迷惑于过度理想化或想当然的话，那是很可怀疑的。
第二，当代文学的价值取向历来有着割舍不断的伦理情结，特别对于负面价值，总潜存着义正辞严的否定与批判倾向。暖昧的社会效应象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作者在潜意识里，就先在地阉割了负面价值的丰富内涵及其对于人类精神需要的动力性。事实上，正如雨果的美丑辩证法一样，假恶丑、血腥与暴力、“扭曲的、畸形的、怪异的”东西，粗俗不堪的行为、歇斯底里的病症以及龌龊、残忍等等，往往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文学不“提倡”并不意味着绝对取消，而应在于学理性的辨析与扬弃，不仅仅是这些价值本身，也包括它们的叙事功能。显然，作为当今长篇小说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对它们的宽容不够，如就被认为是因宣扬暴力而意外落选。其他的“遗珠”如《古船》《活动变人形》都存在着这类原因。事实上，近三十年长篇小说由此而使“人”之现代化呈现内在的牧歌情调却相应地缺少力度、锐气与锋芒。
第三，正如中国还处在农业文明的总体氛围中一样，当今长篇小说及其对“人”之现代化的表现也隐在地拒绝着工业文学的召唤，如追求人性的完整、和谐、悠闲，缺乏明确的时间观念，注重在团体中的个人角色及意义，欠缺领袖时代的主动性、魄力及才华，欠缺天性的独立自主等等。对于大工业中的人性的碎片化、残缺意识、反叛精神、风险性，对不可避免的“物化”怀着深重的恐惧，对现代化的表征如星级宾馆、桑拿按摩、航天飞机、手机电话网络之类的高科技等等欠缺内在的精神衔接……所以，长篇小说对“人”之现代化是渐进式的，深在的精神趋势正处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中。
从总的情况来看，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新世纪长篇小说对“人”之现代化正越来越深入，也会越来越寻求与世界的“共识”。作为近三十年长篇小说主要的精神特征，“人”之现代化也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嬗变轨迹，并因之而不可或缺。
结语：近三十年来，新时期三十年长篇小说饱受争议也屡遭挫折，但不管怎样，它仍然忠实地见证了并将更为深刻地见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
它接续了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