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真理、正义在特殊年代的荒谬性及其危害，而且还绝不推诿，自省了应该担当的责任与可能避免的对策；不但重申了我们的道德底线和真善美在当今的必要性及其可能，而且弘扬了理想对于人类的伟大意义；不但强化了怀疑的合理性，而且真正地补益了不断丰富的实践哲学，等等。
这十大精神就是核心的民族之“力”，它们形成了民族灵魂的深层构质。一旦遭遇压力，它们就会以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并通过“人”聚焦成时代的主旋律。透过新时期三十年的长篇小说，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它们深在的历史资源，如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曾带来明朝中兴的“万历新政”以及以战争的方式促进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清兵入关”等等；一方面更看到了它们深刻的现实基础：二十世纪的“积贫积弱”，使中国人只能别无选择地承受着时代大力的“压扁曲屈”，或者在“痼疾”中沉沦，或者担当着这些“精神”进行抗争，所以，这些小说通过对“文革”、抗美朝朝、黄泛区的难民图、改革开放、抗日战争、反腐败等等事件，在民族心史上深深地镌刻了这些“精神图像”。
时代毕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加入世贸、下岗与打工、台独、恐怖主义、地区战争、强权政治等等，在矛盾丛生与错综复杂的种种局势之中，中国已由过去的“水深火热的生存危机”进入到既竞争激烈、又渲染着消费、休闲、娱乐的“后现代社会”时期。承受着五千年文明的丰富与沉重的民族之“力”也在新形势下遭遇着不断的尴尬与挑战。因为，培养着中华民族深厚的血性与精神的，正是不断地杀戮、征战以及从不屈服的“上下求索”等等。在和平时期，面对着“人”的才智、意志、毅力及理想等都被物化或商品化的现实性，“力”往何处去？遗憾的是，近些年的许多社会事实都在表明民族精神之力的衰弱，故近三十年长篇小说并不讳言“力”的匮乏对民族灵魂的内在伤害。如果按照美国的文化学家詹姆逊的说法，第三世界的文本都会不自觉地隐喻着本民族的命运的话，通过一个都市女子——王琦瑶及其他“阴性人物”如程先生、康明逊与萨沙和退出雄性的竞技舞台，投入“女性的本能”世界及其命运⒄，象征性地描述了中国历史孱弱一面和隐蔽的“受难之源”。
不过，从总体来看，这些小说一方面以宏大叙事来展现雄健的民族之“力”，总是把“人”置于极端的考验之中。不管是挫折还是失败，“人”所体现的那种主宰命运的精神、积极奋斗的气概、锲而不舍的韧劲、永不屈服的姿态、迎难而上的勇气等等却是不可战胜也不可抹杀的；所以，透过战争、批斗、逃难、改革乃至琐碎庸常的生活表征，我们可以发现民族之“力”即在于“永远进取”的深层范型和动力机制。一方面，无论是面对“内或外”的压力时，中国人所展现的往往是他们的群体性格，由“和合文化”传统所施予的公共性又使它们成为中国人的不移规范，个体性格被深深地压抑或者屏蔽，“人”被普遍化庸常化了。因此，个体在“文化存在”之外，缺少真正的“生命存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民族之“力”还欠缺直接源自生命的“真”，并且，它正在无意识地影响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这也是长篇小说有待正视的“阴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