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

    新时期以来，许多人都在反思着这样一个问题：尽管我们有种种不足，然而，我们在经历过那么多的内忧外患，那么多的苦难与挫折，甚至象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民族浩劫之后，我们为什么不但能够坚持下来，而且今天还能以更为雄健的姿态走向世界？——在我们的民族肌体上，肯定存在着什么根柢性的东西，既支撑着民族对付外来危机，又主导着民族自我健康地成长。

    其实，早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就与许寿裳谈论到，中华民族的现代设计，“揭出病苦”固然是紧要的，但发现“理想人格”(优根性)却是根本。这一目标在鲁迅本人而言并未直接实现，但却潜在地启示了后来者的“意义”寻找，特别是在民族身历危机之后，“理想人格”作为民族灵魂的核心涵义，几乎成为所有文学特别是当今长篇小说创作的内在依据。尽管在各个时期，作家们的叙述立场和人文态度、观察生活的眼光和审美意识，特别是价值系统和精神追求会出现不同程度地分化，然而，无论是理想主义的、激进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甚至准宗教的，都体现了这种“和而不同”的境界——发现民族之“力”，这个时段的重要类型和代表性的作品大致包括，写家族命运和乡土变迁的有《第二十幕》《旧址》《缱绻与决绝》《战争和人》《最后一个匈奴》《羊的门》《英雄无语》《呼喊与细雨》《施洗的河》《大漠祭》；表意性的象征化的写作有《九月寓言》；怀旧反思型的有《季节系列》《凉山月》《菩提树》《裸雪》；社会问题型的有《人间正道》《兵谣》等。

    1984年，李准完成了《黄河东流去》，通过七个农户刚强、互助互爱以及对生的信念等等内在品质，在扉页中明确地宣称：“《黄河东流去》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她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寻根派”更是期望在这个基础上，要“利用现代观念的热能，镀亮民族的自我”。⑿

    在1930年代，很多人都曾怀疑、有的人甚至诬蔑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自信力”，对关于此，鲁迅曾义愤填膺地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粱。”⒀正如“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一样，当今长篇小说也内在地道出了我们民族生存的奥秘，这就是众多“脊梁”们的存在，如金东水、芦花、彭其、李麦、郑子云、杨建华、李高成、粱必达、杭嘉平、孟弗之等人；还有艰辛活着但保存着国人质朴善良心性的普通民众；除此之外，还有福贵、许三观、马桥人、钱文、杨立青等人身上所体现的韧劲和顽强的生命力。也正是在历史的虚空之中，这些小说开始了对英雄的召唤和寻找。这其实也是整个民族在经历惨痛的磨难之后，力求以英雄来凝聚人心，重新激起大众的热情，以信念和新的面貌投入民族的现代化征程。所以，近三十年长篇小说充满了敢于也能够把握历史的英雄主义精神。当然，这种由时势推动的英雄诞生，无疑既继承了新文学潜在的英雄主义情结和革命文学的英雄叙事资源，在时代需求中更裹挟着努力走出文革阴影的“现代性焦虑”，它试图以“人”的还原为基础，把“英雄”当作建构整个民族灵魂的符号和象征。因此，在他们身上，汇聚并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品格，如追求至善、仁爱、献身、有为、和谐、重义轻利和自强不息等等，⒁担当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以人格核心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们并不是静止的，内存的人文锋芒彰显着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百年中国，在经过“看”与“被看”的命运循环之后，终于开始“进入”世界。所以，一方面身受着文化裂变的惶惑与痛苦，在煎熬、动荡与锤打中不断地释放困扰自身的矛盾与纠缠，使“自我”浮出历史地表；一方面又面临着“八面来风”，在全球化的碰撞中不断地“吐故纳新”，并以不可扼止的“崛起”姿态重铸“中国形象”。正是在世界的大变动之中，时代精神的总体状况依据不同的主体与客观条件而发生“变形”。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中国被迫“现代化”的途程中，这种“变形”更是内存着生命哲学的光彩，它不但烛照着中华民族的艰难实践，并融化为民族之“魂”；而且还以现实需要为“镜”，从不同的条件与场景对之进行考量。具体说来，这种“变形”主要表现为当代人文视界中的十大“精神”：

    一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献身集体事业的精神。在当代的社会转型中，每个人的利益都发生了错位，究竟是以个人利益至上还是以集体事业为重？长篇小说中的一些人物以自己的形象再次彰显“小我服从大我”的家国情怀。金东水在十年浩劫中，尽管被“批斗”、被“停职审查”，但他仍努力争取“为人民服务”；谷燕山在被赶下芙蓉镇的政治舞台且自身也岌岌可危的时候，却仍在“忠于人民、保护弱小的斗争中展示党性的坚强！”；以姜超林、高长河等为代表的高层领导，田立业、何卓孝等中层干部，田立婷、李堡垒等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三个层面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