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人物是“否定者”。它与通俗的反面角色并不等同。在小说创作中，反面角色是指那些精神败坏、肉体堕落之“人”，它们是历史之“恶”的体现者。否定者则是对人类负面价值的总结，在涵括着“恶”的意义之外，还广泛地指向阻碍人类前进的所有惰性因素。有许多作家自觉地把它当作“国民性”标志来进行创作，与正面人物一样，它也寄寓着作者的思想观念和理想追求，只不过是采取否定态度，对“丑的对象”进行揭露和批判而已。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中，这类人物层出不穷。正如罗曼·罗兰曾说过阿Q是法国人一样，答里丢夫、奥勃洛摩夫、卡拉玛佐夫又何尝不是中国人呢？！新时期以来，在长篇小说中，也出现了如郑百如、王秋赦、陆希荣、王纬宇、邬中、田守诚、鹿子霖、胡秉宸、郭中姚赵多多等否定者形象。他们道德败坏、人格堕落，没有是非标准，一切以实现个人欲望为最高目的；他们善于伪装，内心阴暗，信奉假恶丑的人生准则，公开践踏人类的真善美理想；他们善于钻营权力，甚至操控着权力兴风作浪，把人性之“丑”展示得淋漓尽致。作者们通过他们，既表达了对人性痼疾的义愤、对国民性反省的焦虑、对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激切；又把他们放在种种历史情境之中进行比较与审视，凸现“痼疾”的众生相并挖掘它们的根源。具体说来，如“运动根子”王秋赦就是“一身流氓无产者的恶习”，在“文革”中，好逸恶劳、愚昧无知、狂妄无耻；王纬宇作为“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虚伪、阴险、毒辣；特别是鹿子霖，几乎就是“纵欲”的代名词，“在男女之事上”，全无礼义廉耻，“实际就是畜生”；在财欲方面，既“巧取”白孝文的土地，又“豪夺”各保的捐税；在权力方面，“官瘾比烟瘾还难戒”。⑼还有的人更愤激地认为，赵多多生性凶残、无知、粗鲁、盲动，称他为封建宗法制的爪牙要比中国农民的蜕变恰当得多；他对赵炳死心塌地、忠心耿耿，在赵炳的操纵下，以一己之“太过”维护着洼狸镇的“规矩”，他只是一个工具；他没有思想，最大的愿望不过是疯狂的家族复仇观念；流氓无产者的无道德，农民文化意识中疯狂的嫉根，卑劣的情欲和贪得无厌的本性，使人变得不成其为“人”了。他们仿佛就如一个“磁场”，涉及到了“人性”的无限，我们可以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总之，长篇小说借助“否定者”来进行国民性批判，亦是如前所述，乃中外的文学传统使然，表达了作者反省的直接性与彻底性；通过审视“否定者”的种种“丑”态，可以使我们在“净化”中警醒。但在具体的反省中，近三十年长篇小说也存在着以道德判断代替价值判断的倾向，如止不住义愤，对国民性痼疾过度渲染；或把善恶二元对立化，拒绝理解或者深入“人”的非理性世界，不承认理性经验之外的国民性之可能性；或把反省情感化，以自己的是非好恶来判断国民性之价值。所以，这些“否定者”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还欠缺与阿Q、奥勃洛莫夫、答尔丢夫等“人物”相提并论的“象征资本”，所表意的反省精神也就被无意识地削减了深度。
当然，首先启动“国民性”的反省与批判主题，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追赶时髦，而是有着深在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诉求的。
不过，如果从出发点及创作实践来看，新时期三十年长篇小说还是充分地体现了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也表现了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之基础上进行努力探索和创新的强劲势头。特别是对于构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基本框架的农村、都市、改革、军事、知识分子、女性、历史及革命历史、少数民族等等重大题材，主体性、意识流、象征手法、荒诞手法、诗化与史诗化等等审美形式，当今长篇小说都有过深刻的表现，并从侧面折射出当代文学繁复驳杂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倾向；然而，如雷达对“新时期文学十年”的描述一样，它们也深在地贯穿了“一条原动力和生命线”，那就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众多作家，呼吸领受了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浓厚空气，日益清醒地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不倦地、焦灼地探求着处身今日世界，如何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从不断展开的文化旅程来看，这种对民族灵魂的探索，绝非主观玄想，而是“从历史深处迸发的不可阻遏的潮流，是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学汇聚到今天的必然表现”，由不自觉到日渐自觉，从停留在重新发现“国民性”的残痕到不断有新的发现，由较狭的政治视角到日益宏阔的文化视野。(1)从主体内容来看，它们又不断地聚合着“现实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明与愚味的冲突”等种种文学现象，并且以“主潮”的形式，在精神层面上辩证地、逻辑地呈现出来。
第二类人物是“中间人物”。自1962年邵荃麟提出“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秋的芸芸众生”的“中间人物”之后，它的定义就不断发生迁延，学术界也对它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但却基本上忽略了邵荃麟把“中间人物”作为国民性反省的意义所在。其实，中间人物是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的“混血儿”，正因为他一方面能够不断地适应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