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关系。个人的意志、能力在这样一张关系网中毫无用武之地，所谓精英知识分子最终被现实改造成普通小市民，得学会算计和钻营。中购买贮冬大白菜这个细节，深刻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配给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选择权造成的制约，家中成堆的大白菜往往来不及吃就烂掉，但是为了便宜，为了能够报销，本来已经决定坚决不卖大白菜的小林最后还是买回五百斤“爱国菜”。别说在“个体和私营经济作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成为宪法内容之前，就是在此之后，中国的个体户社会地位仍远不及像小林这样饿不死、富不了的国家单位职员高，小林的同学“小李白”曾经也是高校中才华横溢的骄子，步入现实生活后几经波折最后靠摆摊卖鸭子生活，这种凭借自己切实的劳动养活自己的人，并不被人瞧得起，当小林扯下面子帮忙去卖鸭子挣“外汇”的时候，他感觉自己这样抛头露脸地挣钱像做了“娼妓”一样。尽管因为挣到了钱，小林褪去了些“羞涩”，但他还是向领导撒了谎，他不愿意丢掉自己的“铁饭碗”。
刘震云在小说中，还对中国社会结构中隐藏的权力对个人生活的绝对支配力量，进行了深入地挖掘。这种权力甚至不仅仅表现在单位的同事关系之中，已经深深渗入到生活的各种角落。里抄水表的老头是有权的，可以在小林面前摆架子；幼儿园的老师是有权的，决定孩子能否入托、能否玩得开心；领导的权力自然决定小林妻子的调动问题，而领导的小姨子搬了家，上班不方便，单位这才开通一班通勤车；甚至小林家的保姆，都是比小林有地位的，保姆不能吃剩菜，小林夫妇得吃。权力关系的相互制约也使得小林找到了心理的平衡，当他拿出架子帮抄水表的瘸老头解决了一个批文之后，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一台微波炉的“贿赂”，小说写道：“小林吃着白薯也很高兴。这时也得到一个启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世俗的权力运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因为它在生活的每个点上都有可能发生，“个人是受制于这个权力网络的复杂制约的，不可能有真正主动或自主的存在”(38)而当公平、民主、法制的制度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的时候，这样的权力关系网必然会导致腐败的滋生蔓延。
从印家厚对“精英梦”的难以实现心存不甘，到小林的甘做普通市民，每个人物身上都有着难以消除的卑微感，不同的是，80年代的小人物们还在为消除自己的卑微作最后的挣扎，而90年代初的小人物们已经承认了卑微，适应了卑微，不仅如此，小人物们还要尽量保持乐观，还要在平淡的人生中寻找和品味那一丝一屡的快乐。这种“快乐”的产生不仅证明了芸芸众生与生俱来的生命力量，证明了最质朴的底层人生存本身所蕴含的耐力、毅力，同时这“快乐”更包含了小人物的无奈与辛酸。不是理想不重要，而是整个社会所提供的生存机制中存在太多的倾斜度，多数人难以得到更为公平、公正的实现自我理想的机会。所以“理想”贬值了、降格了，变为只要能够“活着”就证明了个体的存在。尽管所有上述以真实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作品，其叙事态度或者语言风格总是充斥着“喜剧”的因子，但其间作家的批判态度仍然可见，刘震云的小说在此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作家说“我们拥有世界，但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它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证明的标志。这些日常生活琐事锻炼着我们的毅力、耐心和吃苦精神。记得有些文人爱说：感谢生活。这让我们生活起来更加感到沉重。生活一番还得想办法感谢。生活固然使我们一天天成熟，但它也使我们一天天变老、变假，一天天远离‘我们’自身。成熟固然意味着收获，但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成熟不也意味着遗忘和丧失吗？”(39)
相较之下，池莉的小说则显示出更多的乐观情绪。从1987年的开始，到80年代末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越来越从“磨损与丧失”的不安走向了“因卑微而感到压抑”的精神的松绑。90年代末《猜猜菜谱和砒霜是做什么用的》，有一种近似于荒诞的故事结局，人们在跳水救人不幸牺牲的郭伟的遗物中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两件东西：菜谱和砒霜，前者传达出对生活的热爱；后者却是直逼死亡的物什。小说写道：“郭伟就是不要众人的理解。他至死都在拒绝平庸。有了菜谱和砒霜阻隔大众对于他个人世界的接近，想必郭伟烈士因此可以九泉瞑目了。”表达了成天在药房里配制清肺止咳糖浆、板蓝根的药剂师郭伟对爱情的渴望、追求和对平庸生活的拒绝。池莉2000年以来的、等作品，使我们不难看到，作家从《冷》中的公交车司机燕华写到了中的来双杨，从浸润在“安稳”的体制之下的小职员的平淡生活，写到了以个人才干抗衡社会人际变化和经济新秩序形成时期的复杂，池莉笔下的武汉小市民已经逐步学会了在市场经济起步的阶段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与勤恳，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有学者这样评价她的作品：“正是通过肯定这些人物的人生追求及其在事业和爱情方面所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