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太微小了，其实也跟没有理想一样。”
日常生活的平庸、琐碎可以将人的理想完全粉碎，也可能因为它的随意性、不可预知性使得人感到生活多艰、命运多舛。2001年陈武的小说《拉车人车小民的日常生活》，以残酷的车祸结束了对生活怀着微薄的幸福渴望的主人公的生命，车小民，这个以替人拉板车为生的打工农民，他的快乐只不过是能够有点闲钱给孩子和生病的老婆买包油糖果子。生活是严峻的，甚至，没有什么会比生活更严峻。这种严峻不仅仅令我们同情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的命运，更让人反思我们在生活中精神上丢失了些什么。作家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严肃地指出：“当我们站在街头，看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表情木然、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自行车人流时，我们似乎看到生活像一个宏大的虎口在吞噬我们”，“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上刀山下火海，……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而“每一件事情面临的每一件困难都比刀山火海还令人发怵。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得与人打交道。刀山火海并不可怕，我们有能力像愚公移山一样搬掉它，像精卫填海一样填平它。但是我们怕人”。(34)生活带来的这种严峻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无可逃脱的。人在完成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一时间过程中，必须面对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因为“人降生于一个独立与他而存在的世界中。这世界对他表现为既成事实；但是，正是在这一世界中他必须维持自己，考验自己的生存性。……由于他生活于持续变化的社会所要求的易变的关联中，他必须发展在必要处‘变速’的能力，以适应一系列社会框框中的任何一种变化。他终生的日常存在是同世界的锐利的‘锋刃’所进行的搏斗。”(35)
即便是与反映城市日常生活的创作颇为不同的余华，在塑造农村普通人的形象时，也会用一种距离感来消解时代变化过程中实践的历史重要性。这种距离感的造就不仅来自作家的语言，用客观和平淡甚至调侃来降低苦难带来的哀感，而是来自于日常生活比较稳固而坚定的进行方式与时代激变之间的反差，以及作家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中的福贵经历了时代变迁带给他的重重磨难之后，他依旧只是个立于田间地头的农民，解放战争、文革，仅仅成为一个人生命历程中的波折，除了带来失去亲人的伤痛外似乎并没有更大的意义，他必须经历那个时代的非日常生活带给自己日常生活的诸多影响，身不由己，但也并不会因此而成为振臂高呼、一呼百应的英雄或者洞穿世界本质的哲人。小说中那些来自意识形态层面、精神层面的各种击打和磨砺，也不是作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某种潜在动力出现，而只是叫人领会：活着是多么的艰难。“活着”，这个词本身，足以消解其他一切事件的所谓崇高性、严重性。
非日常生活之间对日常生活渗透和影响，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个体所从事的工作来完成的。按照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工作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本身是特定类型的日常活动，另一方面，工作的过程是超越日常生活的社会的和类本质的活动。在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相互渗透的体系之中，个体从事的工作和所属的单位，成为两类生活的主要承接与过渡层面，是两者相互施加影响的核心中介。不仅如此，对于个体而言，工作本身也带来巨大的消耗，“‘消耗’也在日常工作态势中起着作用：工作不仅是必须从事之事，不仅是我们为了存活而从事之事，它也必须在给定时期内每日每时有规律地得以履行，这对我们的力量和能力都具有腐蚀和损耗的作用。”(36)“日常活动的所有其他样式正是以工作为中心和重心。……大多数惯例必然与工作相关，人的大部分关系是在工作中并为工作所凝固；婚姻的缔结着眼于工作，而孩子的养育则是为了继续这一工作；道德以工作为中心，甚至绝大多数节假日也以某种方式与工作相联”(37)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表现普通人生活的小说中，将中国式的“工作”与个人日常生活的关系，特别是解放以来的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下的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旧体制的遗留与新体制带来的冲击对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方面，展示得淋漓尽致。刘震云的《单位》、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作品。
我们在作品中不难看到，工作中面临的等级制度、分配原则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情绪，小林在单位中因为分梨这样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差点儿把他和周围那么几个人之间的同事关系搞砸。小说通过分梨、会餐、打扫卫生、吵架、揭发等发生在单位日常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深刻地反映出没有背景和职权的普通小职员在赖以生存的工作中所处的尴尬境地。小林渴望“入党”和“提升”显然与崇高无缘，只是为了改善个人住房和工资待遇，在此现实目的之下，瞅准小事，想法设法搞好同事关系，投领导所好，争取支持的一票至关重要。在计划经济体制的事业单位，因为缺乏民主和公平竞争，以公家名义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不是遵循公正合理的评价原则，而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交往规则混为一谈：不论水平、论资历；不论才华，论背景；不论能力，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