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使命，但是由于他们尚未从与前辈作家相一致的农民文化的大背景下走出来，所以形成了审美情感和艺术方法的保守，影响了艺术的出新。”［21］的确如此，在深潜的文化心理层面，由于与农民文化的先天的血缘联系，使他们无法清除思维模式和审美趣味的农民性特征，因而不可避免地从农民文化的内部视角来思考问题，而无法从更加超越和俯视的外部视角来质疑和批判农民文化。当然，文化心理以及由此所决定的艺术思维惯性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去改变，只能说明这些作家的主体心灵过于被动守成，没有发挥自己的主体创造性。
尽管三作家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其现代意识和批判立场的空缺是相同的，因此，陕西文学被称为怀旧型文学，面对历史，背对未来，时代气息薄弱。但这并不仅仅是陕西作家的局限，而是几乎所有乡土作家普遍存在的问题。
由于乡土作家们普遍缺乏对农民精神痼疾进行深刻批判的自觉意识，做不到对乡土灵魂进行双重性思考，在文化传承方面又多持保守主义姿态，从另一个向度上，使得他们所塑造的理想国民形象大打折扣：要么过于完美，不够饱满；要么缺乏时代气息，陈腐守旧，这是当下及以后的乡土作家们应该倍加注意的。由此我们又接触到一个延伸的话题：何谓理想的国民性？鲁迅先生曾经反对过“伪”和“诈”，其他作家对于这个问题的正面论述很少。笔者以为，在商业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诚”和“信”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追求人格的独立，摆脱奴隶根性，富于韧性的生存态度，对完全“物化”的警觉，对“异化”的抗拒，有敬业精神，自强不息，开放的世界眼光和强健的体魄，在巨大压力面前良好的心理素质等，恐怕都是理想国民性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