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价值关怀，对人的灵魂进行救赎。这些力量使路遥作品更容易达到鲁迅先生所说的“立人”效果，这是路遥作品直到现在依然深受欢迎的深层原因，也是当下流行叙事中普遍缺乏的力量。
在陕西文坛，陈忠实是与路遥、贾平凹三分天下的作家。1993年，陈忠实发表了具有轰动效应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在当代乡土叙事整体式微的背景下取得了巨大成功，也奠定了陈忠实的文学史地位，不仅是因为它在历史叙事方面罕见的真实感和“复调”风格，还在于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丰厚饱满的人物形象，如白孝文、黑娃、田小娥等，而其中朱先生和白嘉轩更是作家十分青睐的理想人物。朱先生自幼苦读，昼夜吟诵，苦心孤诣凿研程朱见解，终于成为白鹿书院知识渊博、上知天文下观地理的先生，朱先生不仅知晓天机、料事如神，在道德上也堪称楷模，他生活俭朴，善待乡邻，不畏权势，谦恭诚恳，被誉为白鹿原上的圣人。在朱先生身上，陈忠实寄寓了他的理想。白嘉轩的性格层面比朱先生丰富一些：他务弄庄稼时，能干精明；与长工鹿三相处时，仁义宽厚；对田小娥冷酷无情；使用计谋以自家的劣地换取鹿子霖家的风水宝地，让我们认识了他的城府之深和缜密、狡诈；对田小娥的迫害以及在其死后造塔镇压，暴露了他的残酷伪善；白孝文当官之后他强硬态度的转变，又让我们体会到了势利的含义。凡此种种，自然地集于白嘉轩一人之身，白嘉轩这个地主形象，的确是别开生面、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的。尽管如此，白嘉轩的弱点是瑕不掩瑜的，是作家为了使这个人物更加丰满真实而有机地加诸人物身上的。毕竟，从整体上说，他的勤劳质朴，仁厚正直的品德更让作家赞叹。在他身上，显然体现了作家对如何做人，怎样才算是“学为好人”的长期思考。因此，白嘉轩仍然是作家倾心礼赞的人物。可以看出，在这些乡土作品中，都蕴含着作家关于民族精神自救和民族灵魂更新的意愿和努力，不过，作家们的作品在济世效果方面不一而足。路遥作品因主体性凸显对现实的参与性最强，文学社会作用的发挥也最为有力。同属陕西作家的陈忠实，其在对现代人的灵魂进行救赎方面，比起路遥来，是比较无力的。因为它所欣赏的生活方式和理想人格，比如朱先生、白嘉轩，已经遁入历史的暗夜之中，与现代人的生活理念相距太远，不符合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至于贾平凹，他在后期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病态心理、低级趣味、粗鄙化、游戏化笔墨等消极病象相当严重。他写这些并非是想藉世俗主义抵达理想主义，而是对此欣赏玩味、津津乐道，实属病入膏肓，不要说去对别人的灵魂进行救赎了，贾平凹自己的灵魂尚需救赎。不过，从贾平凹灵魂不可药救的堕滑中，笔者又分明感到灵魂救赎的艰难。灵魂世界的复杂性就在于：人很难成为自己灵魂的主人。因此，笔者有时又不无困惑地思考：如何守望与救赎我们的灵魂？“与灵魂对话”是可能的吗？通观中外文学史，有时文学的空间又似乎正在此处。尽管灵魂救赎的问题过于复杂，也很艰难，但惟此才更能看出路遥的可贵。当然，无须讳言，路遥对道德问题的认识，往往过多地停留在前现代的水平上，带有清晰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尚未自觉地用现代意识来烛照人们的道德观念与行为准则，这是我们应倍加注意的，这也是陈忠实、贾平凹共同存在的问题。
在对乡土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上，乡土作家们还存在一个相同的缺陷：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所显露出的现代意识和批判立场的空缺。让我们仍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例。路遥能够洞悉传统农民身上的弱点，但做不到像鲁迅那样毫不留情地剖析国民劣根性，或更客观地对农民灵魂进行双重思考，因此他笔下的乡土人物，包括《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都比较平面，缺乏人性的复杂与张力。他笔下的女人形象，比如《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田晓霞等，也不够血肉丰满，很多行为并不符合其性格逻辑和人性逻辑，作品带有浓厚的道德理性色彩和封建意识；陈忠实的对行将没落的封建宗族文化与这种文化熏陶之下的理想人格是颇为欣赏与留恋的，这种留恋常常冲破历史的固有发展轨迹，显示出一定的主观性和挽歌性。在整个八十年代，文学的共名是新启蒙主义，强调解放个性、思想，倡扬人道主义，反对封建意识。如果说，路遥作品中的一些与时代不合拍之处，源于他对乡土、乡民的热爱之情，那么，陈忠实的则无疑受到了九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
贾平凹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他和路遥、陈忠实都有相似的从乡土——城市的人生经历，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还和路遥一样受过高等学府的熏陶，按道理，应该能够超越农民文化的局限，但是却没有。三作家一致缺乏对农民精神痼疾进行批判的自觉意识，即使有，也未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力度。有种观点认为，这是他们深受陕西前辈作家比如柳青等的影响的结果。这种说法并未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因为“不能否认陕西作家已经在某些方面从陕西那些完成了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的前辈作家的文学影响下脱离出来，正在庄严的完成新的历史和时代赋予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