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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时期文学来讲，仅仅完成对民族灵魂的发现尚远远不够，这只是对五四启蒙主题和国民性主题的延续，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更进一步地精神探索，力图以文学形象来建构国民精神的理想化形态。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对解放区文学产生着指导作用，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代文学的初期，作家们纷纷响应甚至迎合《讲话》精神，自觉地以《讲话》为指针，规范着自己的创作活动。这一时期，在作家们的集体意识中，昔日被压迫被奴役的农民，已经从身体到精神都得到了彻底解放，翻身成为新型国家的主人，以一种全新的形象和精神境界参与着新生国家的建设。因此，在乡土文学特别是乡土小说创作中，作家们热衷于塑造理想的、崇高的农民英雄形象，自觉地对他们身上的落后习惯与精神痼疾进行遮瑕，而对他们的诸种优点，则进行了夸大和突出表现，对人物的整体性格进行了净化处理。这种新型的农民形象以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最为当时的批评界所称道。
《创业史》单行本出版于1961年，而梁生宝堪称那一时期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的典型代表。梁生宝作为互助合作带头人，心无杂念，一心带领全村人走农业合作化道路。他大公无私、道德完善、任劳任怨，甚至为了集体的事业可以一再搁置感情方面的考虑。作为作家心目中理想的农民形象，梁生宝是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完成对自己人格的修炼的。可以看出，作者在塑造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时，采取了理想化、英雄化、神话化、理念化等过滤和提纯方法，使人物毫无道德瑕疵。这种处理方法也是“十七年”文学中作家们塑造正面英雄人物的通行方法。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常常会造成人物形象在“丰厚”和“生动”方面的明显欠缺，因为这种提纯方法抽去了人物身上复杂的人性内涵，省略了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观照和书写。尽管这里存在时代的局限，而且因为柳青杰出的文学创造才能，使人物靠着许多传神细节、精彩的心理活动和恰到好处的抒情的支撑而免于毫无生气，但多年后我们回过头来，重新解读梁生宝这一形象，客观公正地说，在一定程度上，“梁生宝”和大多数“十七年”文学中的正面英雄人物一样，是作家理念的荷载物，是缺乏真实性和丰满性的扁平人物。
正因为是以理想化的姿态建构的人物形象，梁生宝才堪称作家心目中完美的新型农民的代表。塑造这样理想的农民形象，当然与作家对榜样的力量的预期有关，实际上也就蕴含了改造现实状况下国民落后性的潜在意图。与此既有相似之处又有鲜明不同的是，1964年底和1966年初，浩然分别出版了长篇农村题材小说《艳阳天》的第一、二部分。《艳阳天》是比《山乡巨变》和《创业史》更具本质化写作色彩的文本，塑造了一位与反动地主不屈不挠斗争，带领“贫下中农”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人物：农业社党支部书记萧长春。由此，艳阳天被誉为“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头人’”的优秀的文学作品。［11］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塑造人物形象的理想化方法被推到了极致。“文革”期间，当时的文艺界领导人以条文的形式提出了塑造正面英雄人物的“三突出”原则，要求所有的作品必须主要表现英雄人物，塑造的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完美，没有思想性格方面的弱点和缺陷，在作品中居于绝对支配的地位。［12］与这种文学理念相呼应，浩然在后来发表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中，更加自觉和娴熟地运用“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和“典型化”的象征方法来塑造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显然，《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虽然也塑造了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但由于小说将英雄人物置于虚拟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漩涡之中，强化了人物身上的阶级属性，而导致了作品对人性和国民性探究的不足。
上世纪八十年代，宁夏作家张贤亮发表了一系列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等。在这些小说中，作家在叙述自己的苦难生活经历的同时，留恋不已地写出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坚强、重情重义和柔韧强健的生命力。比如，在中，许灵均在政治运动中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解除劳教后被留在农场放马，成了一位牧马人。一次，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放牧员问他：“啥叫右派？”他讷讷地说：“右派就是犯了错误的人。”“右派就是五七年那阵子说了点实话的人。”七队那个叫“郭蹁子”的放牧员说，“那一年整的就是读书人。”听了此话，老放牧员沉思地说：“说实话叫啥‘犯错误’，要都不说实话，天下就乱套了。”两位放牧员的对话充分说明，底层人民有自己看人看事的一套不同于官方的评判标准，那就是诚实、正直、善良。因此，许灵均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右派”而遭到放牧员们的孤立或歧视，相反地，他得到了他们慷慨真诚的同情、爱护和帮助。“郭蹁子”给他领来了要饭姑娘秀芝，想促成他们的婚事。秀芝脑子里并没有什么“右派”之类的概念，她只有庄稼人朴实的理智：她看得出许灵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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