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好人，老实人，这就够了。知道许灵均要结婚的消息后，农场的放牧员们有的给他出一口锅，有的给他几斤粮，有的给他几尺布，而且又由一个年轻的兽医发起，每家送五毛钱，给他凑出一笔安家的基金，甚至支部会议上也出现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统一，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按制度给了他三天婚假。写到这里，作家按捺不住地发出了议论：“人，毕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那些黑暗的日月里！”正是底层劳动人民朴实无华的爱护给了许灵均力量，帮助他度过了逆境。对此，许灵均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因此，当他那位在国外当资本家的父亲回国后找到他，表示可以帮他出国时，许灵均拒绝了。他已离不开那些和他朝夕相处多年的乡亲们，他明白自己这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正是劳动者的情感。
在中，章永麟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来到一个村子当上了农工，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这里他遇到了雄豪、剽悍而又痴情的车把式海喜喜，和调皮、开朗，多情而美丽的女人马缨花。这两位同样粗犷不羁的底层劳动者，一个给了他侠义的友情，一位给了他热烈的爱情。章永麟“抢”走了海喜喜暗恋的女人——马缨花，但海喜喜在准备放弃马缨花出外流浪的前夜，却找来章永麟，真诚地劝他和马缨花成家，并在干草堆里藏了一麻袋一百多斤的黄豆，送给章永麟和马缨花过日子。在马缨花贫穷而又温暖的家里，章永麟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肚子，终于体会到了吃饱的美妙感觉。章永麟从马缨花那里不仅得到了物质上的满足，而且在精神上得到了温存、同情和底层劳动者对于读书人的敬意。然而马缨花对章永麟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不求回报的，这是一种彻底“无我”的具有奉献精神的爱情。于是章永麟觉悟到：“无私的友情，善良、同情、怜悯…。。人的美好的感情，本不是像我原来认识的那样，被饥饿和艰辛的鞭子驱赶得一干二净了，而恰恰是在这种条件下，越显现出它的光辉。命运啊命运，既然把我从象牙塔里拽出来，难道就对我没有一点好处吗？我所接受到的最深切的温情，人生遭遇中最难得到的东西，不正是在这种时刻，这种条件下吗？”章永麟的慨叹，也恰恰是作家想要表达的自己对于人生的感悟。此外，作家对海喜喜的威武、剽悍，马缨花的奔放、开朗、坦荡、调皮，也都不无激赏之情。不言而喻，作家对底层劳动者的刻画，既有写实的成分，又蕴含着他对理想的乡土灵魂的合理性想象。
值得一提的还有山东作家张炜，他对乡土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在《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等作品中，张炜对乡土是持批判态度的，因为这里充满了以强凌弱和当权者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对乡土的反叛与对丑陋国民性的厌恶取得了异质同构的共振关系。而以《九月寓言》为界碑，张炜在工业文明的喧嚣面前，在都市人心的浮躁与堕落面前，把大地当成了人类的永恒归宿，这缘于他血液中的田园情结和对乡村平和、恬淡、友善的诗意人性的想象。
除了对乡间生活和谐的美和健康人性的讴歌，老作家汪曾祺的《受戒》和《大淖记事》还传达出对一种理想的生活态度的欣赏与追求。在《受戒》里，明海为了谋生，小小年纪出家当了和尚。周围的人还是和他亲密无间地在一起，并没有谁歧视他，明海出家所在的庵里也没有什么清规戒律，和尚们可以娶妻、找情人、谈恋爱，还可以杀猪、吃肉，唱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酸曲，在当地的风俗里，和尚甚至可以和妇女私奔。在《大淖记事》里，锡匠们很讲义气，他们扶持疾病，互通有无，分钱也很公道；女人们像男人一样挣钱，和男人一样的走相、坐相走起来一阵风，坐下来两腿叉得很开。她们和男人一样赤着脚穿着草鞋，和男人一样嘴里不忌生冷，用男人们骂人的话骂人。做姑娘的还稍微文雅些，一旦做了媳妇，就姜太公钓鱼百无禁忌；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以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巧云被刘号长强暴后，并没有如丧考妣般寻死觅活，仍然从从容容、平平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乡邻们也没有谁在她背后议论纷纷、指指点点，大家只是为她感到惋惜，小锡匠并未嫌弃巧云，频繁地和她在夜里约会，甚至睡在了她家的床上。师兄弟们为他们在师父面前保守着秘密，晚上悄悄地给小锡匠留着门。凡此种种，都流露出一种通脱潇洒、宽容仁厚、率性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对生命自由的追求。而这种态度和追求，正是作家十分向往的，也是深受儒家礼教文化约束的中华民族非常欠缺和需要的。
与汪曾祺的追求相近的，还有陕西作家贾平凹。从1982年始，贾平凹陆续发表了“商州系列”作品，在这些为商州而写的小说和散文，尤其是《商州初录》和《商州又录》这类地方志式的笔记体散文中，作者以不无夸张的口吻不厌其烦地、如数家珍般地讲述了商州的地理位置之重要、物产之丰富、风景之美、历史之辉煌，以及不无原始意味和神秘色彩的边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