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作品取材于民间流传的神话《波波尔-乌》中的故事，反映了古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世界观和文化传统。作者以诗一般的笔触描绘出印第安人生活的神奇和魔幻的气氛。《总统先生》(1946)和《玉米人》(1949)都反映了拉美国家走过的艰辛道路，但作者所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却是植根于拉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的，具有鲜明的拉丁美洲色彩。当八十年代的中国读者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欢呼时，却忽略了一个可见的事实，那就是拉丁美洲经过三百多年的殖民地之后，追求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艰难历程，拉美国家的历史印证了这一变迁，拉美作家也在用笔参与到这一历史进程中去。总统形象的塑造具有广阔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不仅是危地马拉，而且是整个拉丁美洲专制独裁暴君的典型形象。作者在小说出版后解释说：“这是人们对貌似现实实则古老神奇力量的崇拜。总统是一种神人、超人。他代表了原始社会中部落酋长的职能，具有肉眼凡胎看不见的神力。”(58)作者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采用多种艺术手法。他善于把印第安民族的神话意境插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他用梦境幻觉、联想、譬喻及心理渲染等等艺术手法来多方位的刻画涉及到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第37章“托伊尔的舞蹈”中的托伊尔是玛雅-基切神话中的司火之神，作者把总统先生的生杀予夺大权和司火之神对人的命运的操纵放在同一背景下，两相对照，魔幻和现实交相辉映。而在《玉米人》中作者借助神话传说的虚幻意境，描写山区农民的现实生活，以印第安人和土生白人之间在种植玉米问题上发生的冲突为线索，揭示了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之间的矛盾。在这部作品中，阿斯图里亚斯努力追求一种新的文学语言、一种美洲本土的语言，一扫过去小说中过分雕琢、晦涩和华丽的语言。
阿斯图里亚斯是主张创作“抗议”文学作品的，他说：“拉丁美洲文学绝非廉价文学，它是战斗的文学，并且一贯如此。”(59)他认为，正是那些具有明显社会倾向的作家，开创了拉丁美洲文学。他公开声明自己“为民喉舌”的艺术观，他的这些话仍然振聋发聩：“对我来说，作家就是代沉默者疾呼的人。危地马拉的土著玛雅-基切人中间有一种被称为‘伟大喉舌’的人，在土著公社和部落里，‘喉舌’是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他负责表达本村或本乡全体土著居民的愿望、不满以及合法要求。”“‘喉舌’是部落的代言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是这样的人：是我部落的代言人。”(60)阿斯图里亚斯又是一位率先革新拉美文学的旗手。时代的发展、社会矛盾的新动向都要求作家运用新的表现手法。他吸收和借鉴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艺术主张和拉美印第安文化的精神传统，为充分表现拉美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特点寻找理论根据和可借鉴的艺术手法。他摈弃超现实主义文学把人的本能冲动、非理性看作唯一的真实，他写潜意识、梦幻，但并不认为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和本质，而是把这当成拉美人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他始终坚持文学作品应当成为时代和民族的回声。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认为现实生活中的神奇和魔幻因素来源于拉美人感知世界的奇特方式，作家的任务在于发现他们，并且经过加工和提炼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去。
滕威在《拉丁美洲文学翻译与中国当代文学》中指出：“以‘文学爆炸’和‘魔幻现实主义’为中心的‘拉美文学热’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探索与创作，尤以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所受浸染最深。‘拉美文学热’的形成不仅紧密联系着诺贝尔文学奖、‘走向世界’、‘现代化’、‘民族化’、‘纯文学’等诸多1980年代文学与社会的重大话题，而且深刻介入到1980年代的文学变革。”“20世纪50-60年代应邀来华访问、作品得到翻译介绍的拉美作家，如聂鲁达、阿斯图里亚斯等都被视作‘反美帝国主义的斗士’。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中，他们的左翼政治家身份更受关注。到1980年代，中国作家通过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才知道这两位原来都是现代派(在拉美被称作‘先锋派’)。”(61)在拉美文学翻译不断了解和深化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些作家一方面是举世公认的现代文学大师，另一方面他们还是左翼政治家。虽然在介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选择的倾向性，但这些作家在文学上的成就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成就与拉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也是无可争辩的。八十年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热和对阿斯图里亚斯的误读，其实反映了当代文学在外国文学接受上的偏颇和功利性，这也是当代先锋文学未能产生杰作的一个深层原因。阿斯图里亚斯是拉美新小说的先驱者之一，他的文学创作、文艺思想、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在拉美文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为六十年代“文学的爆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纵观阿斯图里亚斯在拉美文坛的巨大贡献，我们的接受为什么忽略了他？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被翻译介绍进来了，但我们一直以来都把他看作现实主义作家。等到大家逐渐认识到阿斯图里亚斯的先锋作家身份时，再回头看其创作，发现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