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美洲现实的特征。”“在拉丁美洲纷繁的、光怪陆离的、令唯美主义费解的神奇现实面前，拉丁美洲作家缺乏的常规武器恰恰不是幻想，而是表现这种近乎幻想的真实的勇气和技能。”“现实是最伟大的作家，我自叹弗如。”(50)关键的一点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根本目的是试图以魔幻的手段来表现现实，而不是把魔幻当现实来写。魔幻是手段，是表现现实的方法，现实才是指归。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作者置上述历史事实于神话史诗般的气氛之中，以丰富的想象、奇妙的构思打破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界限，使人物在更广阔的天地里自由翱翔，从而摆脱了传统小说的手法，特别是在描写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动时，使人物的思想超出具体的日常生活，获得升华，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作者善于把现实与幻想、直描与隐喻、写实与夸张、严肃与嘲讽相结合，通过曲折多变的情节，重复出现的结构，加上民间传说与神话中的鬼怪幽灵穿插其间，便创造出一个并不失真的“神话”世界。
先锋作家也尝试了许多魔幻的写法，如余华的《世事如烟》中“6”的父亲见到的无腿人，晚上钓鱼，天明就跳入水中无踪影；接生婆为死去的女人接生；灰衣女人神秘的死等。格非的《褐色鸟群》中“我”骑自行车追一个穿栗色靴子的女人，“我”的前面竟然也有一辆自行车；那个女人过了桥，那自行车也过了桥，但当“我”走到桥前时，竟然过不去，一个老人告诉“我”，这桥在二十年前就被一次洪水冲垮了。随后，在黑暗中，过不去桥的“我”竟然真的发现了一辆歪在路边的自行车。穿栗色靴子的女人死了丈夫，“在盖棺的一瞬间——那几个钉棺的男人朝棺木围过来，准备将它钉死——我看见棺内的尸体动了一下。我相信没有看错，如果死者的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或者膝盖颤抖什么的，那也许由于人们常说的什么神经反应。但是，我真切地看见那个尸体抬起右手解开了上衣领口的一个扣子——他穿着硬挺的哔叽制服也许觉得太热了。”(51)残雪的《山上的小屋》中父亲每天夜里会变成狼群中的一只，绕着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嗥叫；小妹看“我”时左边的那只眼会变成绿色，小妹的目光“刺”得“我”脖子上长出红色的小疹子来；母亲的脚被藏在鞋子里的天牛咬了一口，整条腿肿得像铅柱，等等。
本来魔幻是我们的唯物主义观念所摈弃的，但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合法化，作家们也理直气壮地开始写这些中国民俗中怪异的传说或想象，似乎魔幻现实主义的说法一夜之间使这些民俗也登上了大雅之堂。
的写法对当代文坛的冲击，叶维廉在《危机文学的理路——大陆朦胧诗的生变》一文中谈朦胧诗的观点或许对我们有启发。朦胧诗甫一出现，难懂之名就随之而来。读不懂和朦胧古怪等词语最初是对此类诗的批评用语，“朦胧诗”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但早在八十年代初，叶维廉就指出，“所谓‘朦胧’，所谓‘难懂’，对大陆以外一般的读者而言，根本不存在。”(52)朦胧诗难懂的问题“不是表达策略上的问题，而是阅读与诠释习惯上的问题。”(53)是由于大陆长期以来“作者、读者一再走向一种观察现实的方式，走向一种表达现实的方式。”(54)而这种问题在1949年以前经受阅读训练的读者那里是不存在的。“在他们读中国古典诗或西洋诗的习惯里，多重暗示性，意义不限指，是诗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诗本来就有隐有秀，秘向旁通，含蓄而丰富。除了一些专写个人私有象征那些诗之外，有放射性的指涉作用的意向，一向被视为优点而非缺点。”(55)
1978年思想解放的大旗竖起之后，许多人发现三十年来一再被加强和肯定的价值观体系坍塌了。诗人失去了外在世界的价值依托，很自然地摒弃外在世界而转向内心世界，去追求新的价值和意义。重构个人存在价值的历程必然是以艺术的创造和文化的再现作为先导，新的表达方式的选择是思维破除限制后的必然结果。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实践，尤其是他被世界文学所承认的现实也促使当代中国作家重新反思文学本身，模仿和研究都是必走之路。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把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引向一个新的纬度，不但使八十年代的作家着迷，进入新世纪以来仍然有作家在继续这种手法，只是同样是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的阿来霍-卡彭铁尔(56)的这段话可能是我们要切记的：“神奇是现实突变的产物(即奇迹)，是对现实的特殊表现，是对现实的丰富性进行非凡的和别具匠心的揭示，是对现实状态和规模的夸大。”(57)为了魔幻而魔幻，只会走入死胡同。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后面蕴含了巨大的显示寓意，这就让我们不由不思考同是先锋小说大师的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遭遇。很长时间以来，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都是被当作现实主义作家来介绍的。当我们越来越多地阅读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时，我们发现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其实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鼻祖。他早在《危地马拉神话》(1930)中就已经在收集整理拉美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原生态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