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

    中国诗歌是中国文学中最早产生的文学体裁，而且，在历代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诗歌总是第一个做出敏感反映。今天看来，19世纪末的维新改良运动，其主要成绩恐怕是在文学上，而不在政治上。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掀起的“诗界革命”运动，具有文学和启蒙的双重意义。20世纪中国文学中，胡适的(17)等诗歌就是“五四”新文学的开山之作；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被学界大部分人看作是新时期文学的序幕和开端；而新时期最早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思潮，则是朦胧诗潮。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青年诗人登上诗坛，他们的风格炯然异于此前诗坛。他们中的主要代表有：食指、北岛、舒婷、芒克、多多、顾城、江河、杨炼、林莽、梁小斌、王小妮，等等。这批青年诗人所引发的新的诗潮，在当时有其特定的时代语境和历史的积淀。

    朦胧诗潮的发生发展首先与“文革”时期地下创作的诗歌群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许多人接触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哲学，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哲学对于人的非理性层面的深刻揭示及其对人存在的合理性的质问，以及生存的荒诞感的展露，与当时的知识青年的生存背景和人生探索不谋而合，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快地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哲学的影响，开始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地下创作。“文革”期间，围绕一些知青点曾经出现了许多诗歌创作群体，在现代主义文学的地下创作群体中，以白洋淀诗歌群体的影响最为广泛。这是1969年至1976年，由北京赴河北白洋淀一带插队的一批知青构成的诗歌创作群体，其主要成员有芒克(姜世伟)、多多(栗世征)、根子(岳重)、林莽、宋海泉等。白洋淀距北京较近，各种新思潮往往很快会传播至此，70年代初北京青年地下阅读的、等，也很快在白洋淀传阅。这里形成了非常适合现代主义文学生长的独特人文环境，而白洋淀诗歌群体的许多成员也成为日后朦胧诗潮的主要人物。由于1949年以来的主流诗歌审美习惯的沿习，他们的诗作难以为当时诗界所普遍接受，作品也就很难正式发表。为了将诗作发表，他们一开始只能采取非正式的方式，所以，当时的许多城市都创办了民间诗歌刊物。其中北京的《今天》于这次诗潮的发生有着重大意义。

    1978年12月13日，民间刊物《今天》(18)的创刊意味着具有现代主义文学特征的地下诗歌逐渐浮出水面，该刊的主编是朦胧诗潮的代表人物北岛。北岛在“文革”时期并没有下乡到白洋淀，但是他与白洋淀诗歌群体的成员来往密切，他主编的《今天》发表的大都是知识青年诗人的诗作，他们的诗作具有浓厚的反叛精神。北岛、顾城、江河、杨炼、舒婷等诗人从这里走向诗坛，围绕着《今天》，他们形成了一个新时期以来第一个产生深远影响的诗派，被人称之为今天派。这批青年诗人的诗歌影响逐渐扩大，文学变革的潮流也显现出一股必然之势，成为朦胧诗的直接源头。他们引起学界的关注是在他们的诗作公开发表之后。1979年始，他们的部分作品开始被一些公开刊物有限度地接受。1979年3月，《诗刊》发表了北岛的，这标志着朦胧诗潮已经从地下正式走上诗坛，随后舒婷、顾城等人的诗作也开始公开发表。由于这批青年诗人大都在“文革”期间经历了理想的幻灭，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有些失落和迷惘。由此，他们便开始产生一种怀疑和反叛心理，但他们并没有沉落，而是在迷惘中开始新的追求，甚至有自觉的承担意识。他们的这种情绪要用直白、浅露的诗歌手段来表现，是很难的，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方式与他们的内心情感形成了一种不期然的一定程度的契合。于是，他们采用了新的表现方式，比如隐喻、象征、反讽、变形、通感、暗示、打破时空秩序等，这使他们的诗中呈现出朦胧隐约的诗风。同时他们扬弃了此前诗歌中作为个人的“自我”的缺失，而是凸现了“自我”的存在，他们把诗的写作放在人的价值的确认基础上。

    这种带有现代主义诗风的诗歌与长期以来诗坛的风格截然不同，引起了一些人的疑议。1980年8月《诗刊》发表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该文从诗歌阅读的朦胧难懂上，展开了对这一诗潮的论争，这批青年诗人的创作因此获得了“朦胧诗”之名。这一最初带有贬义色彩的“朦胧诗”却在论争中作为一个正面概念得到广泛认可。在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发表后，围绕着“朦胧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在论争中，有对于“朦胧诗”持否定批评态度的一方，其代表是丁力、程代熙、郑伯农等人。他们以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的视角观照诗歌，认为朦胧诗是晦涩诗、古怪诗。老诗人艾青、臧克家也对朦胧诗基本上持着一种否定态度。但是也有对其肯定赞赏的一方，这一方的主要代表是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批评家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文中对新诗潮的探索和创新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提出对于这些古怪的诗应该先“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