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在古时候，能够拥有这些公共经验的人是很少的。这些公共的经验再与个体的体验结合便产生了个体的知识。于是，知识在此首先被分为公共知识与个体知识。但是，在知识的发展和传播中，当公共知识即常识被人们都接受的时候，公共知识就自行融入生活中，仿佛消失了，剩下的便是个体的知识。这些个体的知识，在一定阶段又会成为公共的知识。比如，老子和孔子所拥有的个体知识经验在传播和接受后大部分便成为一种公共知识。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常常觉得他们的个体性也同样存在呢？原因是这种公共性超越了常识，它成为一种本质。还因为传播中历史的记忆。
知识产生以后，在传播和发生作用中使知识的掌握者即知识分子开始显现于社会，并在不同时期发生角色的转变。根据这种变化和产生的作用，知识分子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1、精英知识分子。站在社会的主流价值立场上，批判旧的价值和秩序，建立新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具有独立的知识观、价值论和清醒的意识，其批判精神来自于知识的永恒性和道德良知，其构建精神来自于对时代和社会的信任与激情。在知识的传播和运用中，他们往往起着主导性作用。如孔子、孟子、旬子、柏拉图、康德等。他们通过教育使自己的思想获得传播，并且在当时社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力图与官方进行合作，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们往往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文化英雄。但是，在早期，他们往往也可能是自由知识分子，即没有获得主流意识的认可，或在主流意识的边缘徘徊。葛兰西所说的特殊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就属于精英知识分子。其实精英知识分子说到底还是知识分子在心中有一种精英意识存在，是他的精英意识决定了他的文化立场与姿态。
2、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往往站在主流价值的边缘甚至对立面，对社会流行价值进行独立的批判。他们往往是个体主义者，但也可能是与流行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不同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如苏格拉底、耶稣、老子、庄子、惠子等。早期的孔子、墨子、柏拉图等都有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意识，随着后来在社会上的地位和意识的转变而成为精英知识分子。苏格拉底和耶稣也一样，早期更多地在民间活动，与主流价值格格不入，但是，随着他们的思想的传播，他们(在死后)被纳入主流价值，甚至直接成为一种主流价值。真正独立的永远的自由知识分子是极少的。即使老庄的思想一直被当成一种主流价值的对立面存在，但仍然被主流价值吸收而成为一种主流价值的附庸。自由知识分子是因为时代的原因而一直保持其独立且绝决的自由态度，但是在内心深处仍然希望获得世人的认可，成为一种主流价值。班达和萨义德坚持的知识分子立场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自由的态度。
3、大众知识分子。他们是既不具有高蹈的精英意识，又不愿意成为边缘意识，是居于中间态的大众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宣扬的是人性的中间态，或者说是主流价值的流行状态，总之是一切流行文化的发明者或推波助澜者。在过去，他们往往都是儒家代表，即“士”的阶层，是三教九流的中坚力量。在今天，他们是一切大众文化的倡导者或一分子。他们也具有一定的担当意识，但这种担当意识会随着时运的不同而易于发生改变。官员、传媒人、大学教授、艺术家的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种类型。葛兰西所说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类人。
4、知识人。这是由知识的常识和专业化特点形成的。知识的常识化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形成无意识的存在状态，而知识的专业化又使一部分从事专业工作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分辨是非和价值的能力。这一类知识分子可能拥有丰富的知识，甚至拥有别人不曾有的专业技能，但是他们是灵魂是麻木的，已经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关怀。在今天，这类人是一些大学教授、研究人员、官员和一些民间知识的传播者。这类人在今天的大都市里越来越多。这也就是萨依德批判的知识分子的专业化、欲望化而带来的价值观的消解。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什么人从一开始就定义为哪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因为人的一生是在普通和特殊、世俗和神圣、个体和集体之间常常转换的，正如儒家所提倡的“有道则显，无道则隐”那样，可“居于庙堂之高”，关心和构建主体世界，亦可“处于江湖之远”，阐发自由意志。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里，积极入世和超然出世两种精神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完全意义上自由知识分子。这种自由在某一时代总会成为主流意识。也没有一出生就成为精英的知识分子。精英知识分子也不免于俗，但就其成熟后的意识来看，其主导精神是精英意识。
这样来划分既可以避免班达和萨义德等将知识分子与大众对立，又可以避免将葛兰西将知识分子机械地划分。知识分子必然要有一种精神向度的划分，否则，知识分子就成了机器，成了“知道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