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尼采的精神，但是，萨依德的知识分子立场与他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内在精神是相一致的。萨依德的这一立场和精神，对于九十年代正处于反思中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声惊讶。
萨依德在《论知识分子》一书中申明，“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的人。”“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2)永远不让大众意识左右和官方意识所限制。
如果我们仔细地察看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人群体，就会惊讶地发现，萨依德所提倡的这种知识分子精神已经成为青年诗人、作家、文学爱好者的一种潜在的精神，尤其是他们初次踏入文坛时的那种姿态、神情和宣言。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的章节里重点论述。
除以上二位外，还不得不提的便是葛兰西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认为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的普通的知识分子(这部分人就是教师、牧师、行政官员等)和特殊的也是有机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在于：其一，向大众尤其是非学术群体的人传播知识，加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情感联系；其二，参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建构与社会权力的政治实践。
从以上三人的理论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因其社会中角色、意义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精神向度。从这种简单的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到，班达和萨依德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或者说有共同的精神，他们都强调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批判精神和担当意识，似乎正是葛兰西的对立面。葛兰西的理论在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理论中被广泛引用，但实际上，葛兰西是将知识分子笼统化，泛化，将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简单化，把知识分子的层次感和使命感消解了。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侵入和知识分子权利欲望的膨胀是与这种知识分子观念暗通心气的。在中国，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立场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持的一种态度，但是，在中国又恰恰缺乏班达和萨依德意义上的独立、自由和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
有人说，斑达、萨依德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过时了，原因很简单，批评者言，他们是将知识分子与政府和最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对立了起来，这种言论已经过时了。批评者自然是赞赏葛兰西了，但是，事实上在大众文化猖獗的今天，稀有的具有精英意识的自由知识分子成了时代的圭臬，甚至是时代的良心。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重新认识什么是知识分子？应该怎样来确认和划分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
大众知识分子在强调人性普遍性的同时，反对崇高、终极价值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认为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在根本上没有任何差异。这种论调在今天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反映人性的作家那里，有着广泛的联盟。这正是中国文学缺乏精神资源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对于中国来说，一直缺乏的就是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和宗法制思想下，知识分子要么依附于“家长”，成为“家长”和“父权”文化的代言人和解释者，要么就沉默。知识分子早已失去了知识分子本有的探讨世界真理、阐释和捍卫公共知识的精神，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本着“学而优而仕”的功利态度而趋于权贵，致使知识分子沦落为一种世俗的、功利的、趋炎附势的群体，失去了应有精神向度。
要辨清什么是知识分子，首先要辨清知识。老子和苏格拉底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楷模。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苏格拉底说得更清楚一些，他说，知识有流行的知识和永恒的知识，人们要分清楚哪是永恒的哪是流行的以后，方才能够认识真理。先秦时期的名家和墨家也曾为“名”与“实”进行过很多辩论。
知识是从哪里来的？苏格拉底认为是神授的，即使是他的死亡也是神授的，所以在他看来，一切都是永恒的，神圣的。耶稣使这一切宗教化。即在他们看来，很多关于世界的知识是神圣的，永恒的，有价值的，是肯定的。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不是这样。老子虽然也认为有永恒的知识，这就是道，除此之外，都是流行的知识。“有”是从“无”中来的，因此，在老子看来，知识也是从无到有，知识是变化的。孔子则认为，知识是传承而来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继承下来的。当然，孔子也认为有些人“生而知之”，但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没有说，至少他自己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从学习中和实践中获得知识的。
汉时有学者认为“五行”学说是神授的，因为有神龟的背上刻着这样的知识。但同样有学者批判了这种认识，认为“阴阳”、“五行”是从前人那儿继承下来的，是前人的经验所得，至少“五行”学说在夏朝是大法。
实际上，今天学术界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认为知识最早就是经验。这种经验是反复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的一些公共经验，也即公共的知识。古时候，所谓先知实际上就是拥有这些公共经验的老人。给这些公共经验命名，并进行逻辑的推理而诞生新的知识。那些公共的经验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常识。由于传播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