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多项经营，走上致富道路的典型。路遥中的高加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看到改变命运的希望，他对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充满向往，因此他紧紧把握融入城市的每一次机遇，虽然他的奋斗以失败而告终，但时代毕竟给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的富裕生活也为底层农民赢得了“人”的尊严。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由于贫困被人瞧不起，在群体中处于被排斥状态，没人愿意与他进行交流。改革开放使他有机会进城卖油绳，在此过程中他获得许多城里的新信息，加上与权力象征者吴书记的偶遇使他成为村人眼中的能人，完成了他对尊严的寻找。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何士光小说《乡场上》中冯么爸的身上。从高加林到陈奂生再到冯么爸，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经济体制，而且促使农民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其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传统农民也迈入了进取者的行列。改革开放改变了安于现状、满足现状的传统意识，进取者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才华在时代舞台上奋力拼搏。同时，开放的社会环境使普通农民能够走向自由发展的广阔天地，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者。虽然进取者缺乏改革者才具有的献身精神，也没有英雄气概和远大的理想，他们行动首先想到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改变祖国贫弱的面貌，但正因为有无数平凡而伟大的进取者，依靠他们踏实的作风和辛勤的劳动，改革开放才能够加快前进的步伐。改革文学受到主流文化和读者的热烈欢迎就是因为它的“当下性”，因为人不能永远停留在对“过去”痛苦的回忆和反思之中，人类“健忘”的劣根性，追求“当下”快乐原则的自然本性使人们更加注重当下的生存境遇的改善，而1980年代的经济中心的转移，“四个现代化”的提出，“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都为国人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生活图景，一味揪住“过去”显然不符合主流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有悖于人性的自然发展，加之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矛盾也亟待解决，改革文学应运而生，成为新时期以来“功利话语与审美话语结合得较为完美”的小说思潮。
改革文学终结了“对伤痕的反思”，短短几年之后，改革文学作家就忘记了过去的伤痛，转而开始了对于国家“政策”的强烈认同和热情歌咏，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高晓声和蒋子龙。《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在农村改革春风的召唤下，迅速“忘记”了文革的伤痛，精神抖擞地进城去交易，在经过一系列的奇遇之后，他做事更加起劲了，这一切改变的根源就是“坐过县委书记的汽车”、“住过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这实际上是权力崇拜或偶像崇拜的变形，作家的文学想象不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及其内在发展逻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农村包产到户现行政策的由衷的崇信上，作家主观预设了农民即将来临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转变，小说写出了作者意念中的“应该如此的生活”和人物“应该如此的精神面貌”，那时的作者恐怕无法预设20几年后中出现的凋敝的乡村图景吧。《乔厂长上任记》非常巧妙地将文革“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和叙事模式置换到新时期文学中，小说的故事模式与十七年那些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故事背景置换为1980年代的改革前沿，革命英雄、抗日英雄置换为“改革英雄”，但英雄的高大形象和完美品质并未改变，不仅如此，小说还采用了改革者与阻碍改革力量相互博弈的斗争模式，浪漫主义的改革正义力量必胜的理想结局(大团圆)，在改革初期，这种叙述迅速与人们日益高涨的社会改革愿望接轨，论证并宣传了国家政策，迎合了人们建国后所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心理定势。若按小说的内在发展逻辑来推理，改革者遭遇的主要障碍是观念、习惯、思想保守之类的旧体制表面上的矛盾，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在改革初期是需要的，随后的《沉重的翅膀》、等作品对改革的艰巨性进行了客观的叙述。蒋子龙以回归文革传统叙事模式和美学风格的方式确立了“改革文学”在新时期文学叙事的现实合法性。
改革文学强烈的社会功利性特征与文革叙事模式与审美风格的回归，及其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也引起了理论界与批评家们的关注和批评，改革文学试图对急剧变化的现实作出同步的、明确的价值判断的愿望是良好的，但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将主要英雄人物人为拔高，将反面人物小丑化、漫画化的二元对立模式的运用，却使“改革者形象的性格特征存在着明显的雷同”，“在雷同化的背后是理想化”，“而在这些理想化的改革者形象背后，却是清官主义——一个陈旧的理想模式”(5)这是改革文学的根本缺陷，当然也是历史性的局限。“清官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早已成为深厚的文化积淀，是集权制宗法制社会的产物，而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者和作家们将改革困难的最终解决和对改革的信心与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而作家们的问题在于没有在现实中注入现代民主政治的神光，过分沉溺于对现实的书写上，刚刚从文革噩梦中苏醒的作家们还没有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