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45)鲁迅对自己的精神缺陷有清晰的认识，但鲁迅身后的研究者却多忽略之。
刘小枫说，在卡夫卡等西方思想者看来，找不到承负恶的力量是人不幸的本质，无处不在的恶勾销了人反抗恶的能力。他们认为，上帝是区分善恶的价值根源，区分善恶是上帝才有的能力。人承受不起分辨善恶这个事实的重量，人分辨不了，又承受不起，于是，人会在一个极端境域里干脆把善恶一笔勾销。在卡夫卡们看来，人如果放弃分辨善恶的准则，人必将死得连狗都不如。“上帝不是形而上学的善恶原则，而是逾越了善恶的神圣爱体，善恶原则不过是上帝之爱在现世中的体现。”(46)关于拯救的道路，刘小枫说，鲁迅与基督教文化语境中的卡夫卡等思想者不同，鲁迅认为，地上本没有路，人可以随便踏出一些路；而卡夫卡们则认为，“我走向哪里呢？”如果离开上帝而完全由人做主，那么，“目的唯有一个，道路则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而已。”(47)解决现世恶的问题，道路只有一条，就是信靠上帝，就是信靠上帝给人类的律例、典章、诫命、法度和永恒的爱，“这意味着，人无法自救，只有上帝能救人，上帝救人走的是甘愿受苦的至爱的道路。借助于十字架记号，一息生命才得以与上帝相遇”。(48)刘小枫说，中国人如果一直以鲁迅这根“人的脊梁”为最可靠，而不祈祷求告上帝的救恩，那么，人的拯救便总陷于貌似真实、勇敢、可靠的怀疑、否定、抗争、毁灭、彷徨和绝望的反复轮回之中。
何光沪、杨慧林、陈村富、张庆熊、张志刚、梁工的一系列论文、译著、专著，摩罗《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余杰、《我的梦想在燃烧》、《光与影》、《沉默的告白》、刘青汉《跨文化鲁迅论略》等，北村《施洗的河》、、《我与上帝有个约》、华姿《德兰修女——在爱中行走》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
什么是神性？这是一个中国文化语境中需要探究清楚的问题。基督教文化认为，“人的全部知识，可以分为两部分，即认识神和认识自己。”(49)在基督教文化资源中，神性就是“神的本质”、“神的性质”、“神的属性”。关于神性，天主教神学认为，“天主的本质(Physical Essence)就是天主的一切完善之总和”，(50)其主要内涵是“只有一位上帝，他是灵体，永恒，无限，全智，全慈，全义的，一言以蔽之，是全善的；而在那独一和纯全的体中有一位：即父，子，圣灵”，(51)关于上帝的属性，一、上帝是荣耀，上帝是无限存在，存在于无限之中，自有永有，永不改变；二、上帝是主权，上帝是时间上的昔在、今在和今后永在，是全知全觉；三、上帝是圣洁，上帝是圣洁和良善；四、上帝是爱，“上帝就是爱”。(52)简言之，上帝具有的一切性质就是神性。神性纬度的存在是人的各种善的品质产生、保守和延续的原因和条件。远离神性的人生是由人的任性而为和由人的共同体的血气主宰的人生。
鲁迅对人性的态度充满矛盾，极尊崇之，又极怀疑之。鲁迅尊崇“人类之尊严”、“个性之价值”、“自我”、“此我”、“个人”、“个性”、“自性”、“主我”、“我性”、“人性”。他说：“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53)“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54)“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55)“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56)。鲁迅说“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57)但另一方面，鲁迅对人性又极其怀疑和绝望，在揭示世俗的重负、专制的压迫、迷信的欺骗时，他呼吁人性中的“真”和“诚”；以进化论观点，他认为青年必胜于老人，将来必胜于现在，最终会使当下的非人变成“真的人”；以阶级论观点，他认为被压迫者求得解放之后，压迫者的“狗性”改掉之后人性会好；但当他看见革命的同一战阵中的人还是那样出卖、残杀时，他对人性又困惑起来；当他投身于改造人性的努力中，发现一切都不可信时，就进入盲目的、赌博性质的反叛和斗争。以绝望反叛绝望，以恶攻打恶，以恨消灭恨，最终进入绝望。
人性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汉文化资源中，汉文化认为人性的脆弱、易变、软弱；(58)杨雄“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59)；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60)；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人性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61)“认为，人性中的礼仁等成分都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62)而人性中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是脆弱的。荀子说，人“可以为尧舜，可以为桀拓，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王夫之说：人性“未成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