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自答他是不是老去了呢？
乍看可以这么讲，但年轻、还野心勃勃一头栽在小说技艺世界并迷醉于表演的骆以军想不想知道更多呢？要不要也跳开当下的自我，试着用别的路径去逼近去感知死亡呢？要不要换一种理解小说的方式，小说岂只是华丽的个人专业技艺演出这一项而已，它同时是人所创造的一种最繁复的语言，包含了无尽他者的平等存在，因此可以是某种更谦虚更让书写者泯去自我的“代言”、它同时可以只是一种素朴的人生观，尤其是老年的小说，容许它不再像年轻岁月那么“爱现”，容许它慨然地砍去那些枝枝叶叶，只想尽力说出自己真正要问的最终生命难题，因此更是单纯的“言志”，不自恋不夸张不在乎人家喝不喝彩的干干净净言志呢？
伊朗的阿飒儿在她《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书中一再讲，小说是“民主”的，这话远比她在阿富汗艰困处境中所解释的，要深沉要普遍也更一语中的。
斯卡德曲线的奥秘之一，我们之前提过，可以把它叠合于它所在大纽约市现实的死亡曲线之上，你会看到它们两者大致呈现亦步亦趋的有趣吻合，那个行过死荫的残酷峰顶，正是纽约最危险最罪恶(也是所谓最华丽)的索多玛蛾摩拉时代，我一位旅居纽约的老友日前犹回忆，她所认得活过那段岁月的纽约人，还真找不出两个没被抢过、伤害过、直接被枪指脑袋过的；而之后的缓坡，则同步于朱利安尼市长大治后的纽约改头换面新死亡景观，九年代后，纽约已缓缓不再是世纪首号罪恶大城了，即使在硬碰硬的客观统计数据上，它都让位于西岸的洛杉矶，也因此，昔日想干脆把纽约封闭成大型监狱，让它自作自受自生自灭的电影《纽约大逃亡》拍了续集，这回是《洛杉矶大逃亡》了。
也就是说，斯卡德曲线，同时是现实时间的一道曲线，它忠诚地记录了纽约的死亡史实。而在纽约治安好转的时间点上，小说书写者面对了两种抉择，一是像该死的福尔摩斯般草菅人命地感叹，难不成那些罪犯都丧失想像力、都丧失活动力了吗？书写者不愿从遍在的、严酷的死亡世界出来，便只有停下自己脚步，不去理会现实时间轰轰然地向前，从此自我陶醉在已不存在的昔日丰饶岁月里，再三涂抹甚至自行编造；一是你继续跟着纽约走，尽管它不再那么刺激那么好写了，所以我们才说这是迎战。纽约分歧为二路，斯卡德曲线显示了布洛克选择正面迎向现实人生的死亡旅踪较稀之径，我个人感觉这是勇敢的，甚至很想说是比较高贵的，如果我们能够赋予价值评估的话，如果书写者的心灵是可窥探可讨论的话。只因为它有较高的“失败”风险，更容易让那些已习惯于华丽、刺激、遍在死亡的长期读者所质疑甚至抛弃，骆以军不过是此类典型中的一个而已。
但这一次，我们试着让此斯卡德曲线转而向内，不是大纽约市的现实时间，而是斯卡德甚或是他背后藏镜人布洛克的现实生命时间，我们尝试着叠合这两者，看看它又会碰撞出什么新的，告诉我们什么？
还有一道隐藏在身体内的曲线
简单回忆一下。斯卡德人生的第一个巨大死亡缺口，我们晓得，是他那次流弹误杀、那个无辜小女孩之死，这带来立即而且暴烈的改变，从工作到家庭到过日子的方式(比方说酗酒、到教堂点蜡烛、丢十分之一收入到奉献箱子云云)。说真的，作为一个读者，在这个阶段我个人有一定程度的提心吊胆但没敢讲出来，因为这是小说书写的最典型心理学陷阱，多少聪明而且技艺超拔的小说名家在这种地方全应声摔下去，然后，某一套乏味而且粗糙的心理学软件包式假说(尤其是弗洛伊德那一套)便夺了书写者的位置和工作，从小说的情节到角色人物的性格及其反应，开始扭曲、僵直、并且既可预期又无道理地狂乱疯癫起来，远的不提，就讲冷硬派的开山祖师、当过私家侦探的实战派书写者汉密特，也不能幸免写过《丹恩诅咒》这样夹生的作品来，事后老汉密特令人欣慰地如此嘲笑自己：“这是一部神经兮兮的东西。”
因此，现代主义大师纳博科夫一讲到弗洛伊德就满口精彩的讥诮，文学理论大师巴赫金则写了一大串文章正面排炮轰击，我个人觉得甚有道理而且还非常快意，也许其他时候弗洛伊德没糟到这种地步，但在文学的书写共和国里，这却是个极坏的入侵者和专制统治者，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这倒不是说，人的某些巨大心理创伤不会让人失常发疯甚至自杀云云，而是不会这么像巫术，不会在创伤的因和行为的果之间联系得如此单调、如此性急还如此幼稚(列维施特劳斯讲，巫术不是没因果，毋宁是太性急太不顾一切的因果主义者)。在这里，我们看到斯卡德没掉入这可厌的巫毒心理学陷阱之中，他的死亡意识被此偶然创伤“提前”引爆，但意义仍暧昧难明难解难言，它像身体中藏放磁石般为斯卡德吸来各式各样的死亡，不只要求破案，而且还要求解释，更让他因此成为一个死亡的收集者。
之所以讲“提前”，是因为我个人相信而且在其他文章(比方说谈阅读的《跨过人生的折返点》一文)中再再谈过，人的死亡意识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