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的情况下，你就无法离开家族与集体这种替代性的非正式的金融组织。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中国农村是靠养子防老，靠后代和亲戚来规避一个人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
◎记者：这种东西的维系是靠伦理道德来起作用的。
陈志武：我是说只有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为很强的个人主义文化提供条件，那时个人主义才可行。
◎记者：中国今天的金融市场并不是很发达，但个人主义在中国城市发展得还不错。
陈志武：现在大多数的中国社会里还是不行，因为在城市有自已的财产、有保险、有养老金等等，所以在城市里人们可以不再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自己对未来的投资、对未来的保险。这是中国农村和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的不同程度决定了这种观念的不同。中国文化中的“父母在，不远游”，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如果我的子女跑到纽约去了，离我这么远，那我的投资怎么办呢？那我的养老金怎么办呢？我的医疗保险呢？为了保证父辈在后代身上的投资、在家族里的投资能有所回报，从投资者权益保护的角度讲，你就必须有一套保护父辈作为投资者的权益的制度架构，否则你老了之后或病倒之后就无依无靠了。
而传统中国不强调正式司法，那么只能靠道德伦理来保护，道德伦理发挥作用的方式是靠内疚心理来完成，而不是靠外部制度来保障。因此，你在儿子还小的时候就必须给他灌输很多家庭道德观念，强调光宗耀祖，让他在不听你话时、在不孝时、在不义时都能深感内疚，最好是让他自发内疚得不能自己，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你在他身上的投资是否可靠了，你的养老、保险也可能都有了。因此，许多制度性文化是社会内生的，是随着经济活动的变化而变的，同时文化又反过来约束或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常说，中国文化是几千年维系下来的，说明它有多厉害。其实，维系几千年不奇怪，因为过去几千年里在交通与通讯上没有太大的变革，没有火车、汽车、飞机、电报、电话等技术变革对社会产生的变迁这么大，那些时候的经济活动范围也很小，传统的文化当然能维系几千年。
◎记者：可是这样子女就很难走远，当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么要求后代时，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代都不会将自己个体的生命价值发挥最大。很有意思，这样来看，您这是关于个体与群体的差别的一种解释。
陈志武：这样，每一代达到的效率都会打折扣，每一代都无法实现自己的潜能。所以说，有了金融的手段后，就让每一个人的潜能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为什么美国这类国家的生产率那么高呢？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我特想问您，美国在金融发展之前，它的个人主义的东西是个什么情景？
陈志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美国在1800年左右，几乎都在从事农业。今天，现代化程度高了之后，农业人口只占2%。有人认为美国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之所以给美国带来那么大的冲击，原因是到十九世纪中期美国还是一个较为传统的社会，那个时候金融还不发达，绝大多数美国的家庭都居住在附近，还是以家族里的家庭之间互相提供经济上的担保来维持发展的。从1850年到1930年这期间，美国的工业化使得人口流动加大，加大后，原先美国人所依赖的家族互助在地理范围上等各个方面都显得越来越难，互助效率也不够，那时的保险、信贷和社保都没有跟上，这两个东西的脱节使得1930年经济大萧条后的人们应付经济危机的能力基本上很弱，所以，为什么那次大萧条会给美国社会带来那么大的冲击，这是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后来为什么罗斯福在1933年、1934年、1935年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以提供社会需要的各种保障呢？因为这是社会所能提供给人们的最后的一个保障。后来的金融发展可以看成是美国社会对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的一种必要的回应。
◎记者：社会人口流动加大后，带给社会结构的根本性的改变可能来得太猛，这就象中国两个多亿的农民工进城一样，社会大规模群体的流动后，其相应的各种制度必须跟上，否则就会带来许多连锁反应，比如，农民的工钱讨不回来，教育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
陈志武：这就是我所说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这也是当今中国跟昔日中国的根本性差别。
◎记者：谈到这里我有一个不同的观点，您刚才说是金融带给社会个性化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但我认为金融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就是：个性化的浪潮是由于工业化革命带来的。工业化浪潮打破了原先的社会结构。
陈志武：对，打乱了以后，家庭、家族为核心的东西解体了，这样需要金融跟上，后来工业化的扩大，就更加带动了外部金融市场的发展。反过来说，如果不是美国的金融发展，其个人主义则不太可能。
◎记者：在这里我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就缺少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工业化的进程，我曾经到过日本的农村，工业化的程度已经在每个家门前都能看到。其实发达国家都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