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过去三十年集中力量办大事，具体做成了很多的大事，特别是在过去，中国的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网络，都普遍的比较落后的时候，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就使得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进展非常快。但是呢，一个国家的建设，不能够总是，无止境地沿着这个路下去。因为毕竟我们退一步想一想的话，为什么要发展经济，为什么要做这些投资，说到底还是为了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好，日子过得更好，过得更幸福。民间消费应该是最终要改变要推动的一个目标，因为如果大家不能够消费，没有钱消费，收入都到不了老百姓的钱包里面，那最后建这么多楼房，修这么多基础设施，做这么多工业化的进程，那是为了什么呢？不能够为了工业化而去工业化，不能够为了基础建设而去做基础建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那个基础设施，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应该按照常理也应该是时候，是做一个转型，做一个调整。过去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许这个精神可以保留但是这个办的大事，不再是具体的楼房，工业基地，而是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的改善。这个应该是新的大事。
就是以巴西，因为中国可以说，跟巴西更有可比性。那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方面的投入，总的金额占了巴西的GDP的5.4%，而中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失业福利这三项上面，才投入了中国GDP的2.4%的这么多的钱。按照我的计算的话，算到13亿中国人身上，去年一年，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补贴这方面，放在每一个身上，大概去年是451块钱，这个是非常少的一个数字。
◎记者：在您看来，我们对医疗、教育、养老这些事，投入得少，但是什么样是多呢？像美国对医疗他也不能整个靠投入解决了所有问题，我们投到什么程度是一个好的标准呢？
陈志武：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因为确确实实如果有政府，在医疗、在教育、在民生的项目上面做了太多的投入的话，那当然这个会带来一些道德风险，让人们可能觉得，工作也好，不工作也好，反正有政府给我包了，但是相比而言，中国远远没有到那个层面。
◎记者：我们说一下微观层面，比如说我，我想借钱买房子，贷款买车，贷款去读书等等等等。可是我贷了款以后，政府现在的制度里面没有给我一个信心的保证，我不敢去借钱，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陈志武：一方面，为什么政府层面应该承担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所谓的低保，不管是对农村的人还是对于城市的人，都应该提供的基本的底线的保障，和底线的医疗保障这些，还有在教育方面的基本的投入；第二个方面，就是在金融市场方面，进一步要加快发展，因为你刚才讲到生病怎么办，养老怎么办，发生大的开支，要买房子，或者是小孩要上学怎么办。这些除了政府提供的，基本的底线保障之外，个人可以通过，拿自己的收入去买一些保险，包括医疗保险，还有意外的财产保险，退休金，还有这个包括学生的，给小孩提供教育费用的去买债券，或者去买投资基金等等，通过这些不同的金融投资组合，就可以让你把整个一辈子，可以想象到的，各种各样的风险事件，不确定性的风险事件和养老的需要，都可以更理想地安排好。通过这些安排以后，那当然会让你感觉到，不仅仅对于今天，而且对于未来的经济安全感，会上升很多，那么接着下来，你消费的这个意愿也会上升很多。
◎记者：您的建议实际上是这些钱投入，应该一个是到医疗教育方面，社会保障方面，一个拿钱直接发给居民，实际上很多国家采用这种做法，还有就是向中小企业退税减税，这几步。
陈志武：给中小企业免税一年，那财政的收入，它肯定会，增长一下就下来了。一种可能是发国债，现在中国的国债，这个占GDP的比重还是非常低的，这个空间发国债的空间还是很大。实际上从历史上来说，我知道我们中国人，总是对于这个借债，是看得非常负面的。比如说据我的研究，从1982年开始中国开始发国债，一直到2004或者到前两年。尽管按照我们传统的视角，传统的观念，中国政府发国债这么多，每年的财政赤字这么大，中国按理说应该是很弱的。相比之下明朝的时候，清朝是一直到1898年，基本上都没有财政赤字，既使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甚至于太平天国时期，每年的朝廷的财政盈余，至少有几十万，或者几百万两银子这么多。
但是实际的情况，我们知道，不管是从绝对的国力，还是相对的国力来说，让我们都可以看到，今天的国力比当时的清朝的，中国的国力要强很多，所以这就说明发不发国债，有没有国债，有没有财政赤字本身不用担心的。实际上从更大范围，更长的历史来看，我们大家回过头去到明朝的中国，四百年以前，中国的明朝每年也是存银万贯，每年的财政盈余很多，当时的印度、日本、土耳其都是有很多的财政盈余。而相比之下呢，四百年以前的西方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是负债累累。你像当时的英国、荷兰、西班牙，这些国家都负的债务，比现在的美国总的国债余额，相对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