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是否能在将来进行安全上的合作。
当然，目前的反恐合作也很重要。
第五，在全球化趋势下，两国经济层面上的共同利益增多。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经济关系已经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90年代，在中美两国政治关系动荡不定的情况下，经济关系却稳步发展；美国国会一再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向行政当局让步；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几乎采取了一致的立场，赞成中国入世。就是在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初期将中国定位“战略竞争对手”时，也仍然宣称中国是美国的“经济伙伴”。这些说明，美国在经济上已对中国有很强依赖性，美国不愿意放弃中国这个新兴的大市场。相应地，中国对美国也有依赖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对美的依赖程度更大。在两国的经贸交往中，中国从美国得到的很多都是其他国家不可替代的东西，而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则是其他国家可替代的。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如果发生在美国，恐怕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大。
第六，在军事关系上，尽管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加强美日同盟，有针对中国的一面，但是这也有利于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倾向的发展，对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也有抑制作用。如果美军离开亚洲，任凭日本的军事力量自由发展，那对中国的周边环境的消极影响会更大。
第七，在台湾问题上，虽然中美在统一目标和方式问题上有矛盾，美国有利用台湾遏制中国的因素，但是中美也有共同点。50-70年代，美国在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反对台湾拥有核武器、一个中国等问题上与中国有共同立场；以后，在和平统一、实现两岸交流与对话方面，中美也有共同点；现在美国仍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对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美国都表示反对。美国的这种立场，与支持、纵容台湾独立比较起来，还是应该值得中国欢迎的。尤其是在台湾拥有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更需要美国的合作。
第八，在文化交流和社会人士交流上，中国25年对外开放的历史表明，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对中国所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在这方面，中国与西方交流的需求大于西方对中国的需求。文化交流不仅限于自然科学方面，也包括社会科学。邓小平说过：“我们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段话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篇纲领性文献中说的。足见在邓小平心目中，中国在社会科学方面与外国进行交流的重要性。
第九，在人权问题上，中国虽然反对美国利用人权问题对其施加压力，而且认为中国对人权的看法与美国有很大差异，但是中国也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同美国对话。应该说，对话是有基础的。中美人权观在最基本的方面是一致的，即尊重人的生存、发展及其他重要权利，努力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对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都持反对态度。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人权观与资本主义人权观有一定的继承性和相容性。马克思称美国《独立宣言》是人类“第一个人权宣言”。南北战争时，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解放黑奴宣言》，在林肯再度当选为美国总统时，他代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向林肯发去了贺信。信中写道：欧洲工人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前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
第十，在民主问题上，虽然美国要推行的民主是“美国式”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有本质的区别，其意图是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西化”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也有共同点。首先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有一致性，都反对专制和独裁。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民主是比封建专制进步的东西。马克思称美国是“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马克思还高度赞扬了林肯所领导的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称“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中国“五四”时期所倡导的民主应该说是资本主义民主，但中国承认那是进步的行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里的“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这些都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有一定的继承性。邓小平明确说过：“民主是我们的目标”。当然他指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但也绝不是与资本主义民主完全不相容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搞村镇领导直选，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大加赞扬，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做错了，是在向“西化”迈进。中共十六大已经明确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其次在民主实现形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