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的两国关系确实不错。最主要因素是“9·11”。它促使中美接近，在许多领域合作。我想人们都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反恐有助于中美关系改善。此外，在反核扩散上，中美在朝鲜也有合作。这个问题在未来2-3年内都会是个热点。
到了里时期，国际恐怖主义针对美国的袭击日趋严重，特别是1983年10月23日美军驻贝鲁特营地遭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后，美国在反恐上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政策。首先是加强机构设置，1982年4月10日，美国重新明确反恐机构的责任，国务院负责国外恐怖事件，联邦调查局负责国内，联邦航空局负责在美特殊司法权限内的航空事件。其次是加强立法。1984年4月26日，里根向国会提出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四项法案，即《挟持人质罪的防止和惩治法案》、《反破坏飞机法案》、《提供恐怖主义活动情报奖励法案》和《禁止训练或支持恐怖组织法案》。最后是提升反恐在对外关系中的地位，里根于1983年颁布《关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总统特别指令》，将立法、军事手段和制裁（即对支持和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实施制裁，包括武器禁运、限制该国公职人员进入美国、限制美国的技术设备出口以及金融往来等）作为反恐政策的三大支柱。到了这时，美国已经逐渐把反恐与相关的对外政策结合起来，将反恐政策纳入对外政策中。因此，在里根时期，一些与反恐相关的对外政策相继出笼。1986年1月20日颁布的美国总统第207号“国家安全令”提出：美国政府认为恐怖主义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它将会运用一切合法手段打击恐怖主义，为达此目的，美国将同世界各国合作，当形势需要时，美国不惜采取单边行动。可以看出，此时美国已将恐怖主义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1986年西柏林夜总会发生爆炸事件，造成美军两人死亡、79人受伤。4月14日，美国指控利比亚应该对事件负责，对利比亚进行了轰炸。这是有史以来因恐怖主义而采取的最强烈的措施。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拨款数十亿美元加强对驻在“高危地区”国家的使领馆及军事基地设施的防护。
对华战略在美国全球战略大棋盘中的位置如何？
总之，反恐战争所持续的时间和胜利的标志是弹性的，完全可以由美国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美国可以将反恐战争长期地打下去，也可以随时宣布取得了战争胜利，何去何从，全凭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
问题是，美国将怎样调整对华战略？
答：美国对国际关系的态度在“9·11”后确实有非常重大的转变。其结果是美中关系受益。当然，中国军事力量正变强大，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已发现将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事实。只要台湾不实际上采取独立步骤，中国政府应当感到满意。美中关系在20年内应该没问题。但是美中关系是一个很困难的双边关系。一方面，所有的美国政府都要同中国共处。但是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确实又存在许多问题。第一个是台湾，第二个对双方来讲都重要的问题是西藏。西藏问题处理不好也会影响中美关系。
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同美国的反恐政策有关。遭受“9·11”重创后，美国朝野虽然对美国的反恐政策和全球战略进行了反思，但是美国却与世界其他国家有明显不同的认识。美国认为，恐怖主义之所以把美国作为主要攻击目标，主要是因为美国是民主世界的领袖，国际恐怖主义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宗教极端主义仇视“世界先进文明”和自由民主价值观，而美国是这种文明和价值观的坚定捍卫者，自然就成了它们的仇敌。美国还认为，产生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是伊斯兰极端势力，而不是许多有识之士所说的贫困。一位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分析道：如果论贫困，黑非洲地区要比中东伊斯兰国家贫困得多，但恐怖主义却主要出自伊斯兰国家，而不是黑非洲。美国还认为，“制度衰败和腐败”也是促使恐怖主义滋生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会使弱小国家很容易被境内的恐怖主义网络和贩毒团伙所利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将反恐战争的打击对象首先锁定为阿富汗。当然，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确实与本·拉丹的基地组织有着密切联系，是基地组织的庇护者，所以推翻塔利班政权，摧毁基地组织的藏身之地，有其合理性一面。但是，恐怖主义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9·11”之后有人提出，不公正是恐怖主义滋生的沃土。就在“9·11”当天，全世界死于饥饿的儿童就超过3.5万。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数字表明，此后每天发展中国家都会有同样数量的孩子死于饥饿。虽然处于绝境的贫困者不一定必然采取恐怖主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制造“9·11”事件的恐怖分子本身也不一定是穷人，他们也不代表全世界穷人的利益，但是国际贫富鸿沟的存在却使得恐怖分子找到了从事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恐怖暴力活动的动力和借口，以为这种行为会得到众多穷人的共鸣、赞成和支持。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一篇讲话中说：“‘9·11’事件使这样一个幻想破灭：西方可以过自己美好的生活，无需顾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状况。”这话很有见地。试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