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联合国问题上，尼克松、基辛格心里也很明白：“到最后，反正我们无论采取什么立场总归是要失败的”。明知要“失败”，却无可奈何，只能等待着失败的到来。在世界潮流面前，霸权的力量是有限的。
在20世纪，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政治秩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审视21世纪初的世界，可以看到，现行的国际秩序虽然仍存在着很多不合理之处，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仍任重而道远，但与20世纪初比较起来，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出现，特别是霸权主义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新的挑战和威胁。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得到解决。他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在南巡谈话中，他再次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他还认为，这两大问题没有解决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
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至1960年，斗争的焦点是美国阻挠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按常规，恢复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只是一个程序性问题，也就是代表的全权证书问题。然而，在美国操纵下，中国代表权问题被复杂化，并被搁置、拖延长达10年之久。1950年9月，在五届联大上，苏联和印度分别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遭否决。此届联大还决定：由大会组成7人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在未得出结论之前，仍由“中华民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这等于将中国代表权问题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美国又以所谓“中国侵略朝鲜”之类的借口，阻挠联大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一些会员国迎合美国的意志，对中国代表权问题采取了回避或拖延解决的态度，使得联大以“时机不成熟”、“情势不利”等理由推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然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越来越多的亚非拉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内的力量结构逐渐变化。在联大通过推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提案时，美国得到的多数票逐年减少。在1960年第15届联大表决美国提案时，以42票对34票通过，美国提案仅得到8票的微弱多数。美国已经认识到，用拖延、推迟讨论的办法来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将很难奏效了。
与冷战期间相比，冷战后国际局势相对缓和除了表现为没有军事集团对峙外，还表现在另外几个方面。其一，局部热战，如在海湾地区和巴尔干地区，虽然未能避免，但其规模和烈度及对世界和平局面的影响，要比冷战期间某些局部热战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小得多。其二，虽然美、日等国在增加军费预算，并进行高新科技武器的研究与开发，美国甚至还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但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要比冷战期间缓和得多。
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不同的领域和地域，就会看到彼此大不相同的图景：中东是个民族、宗教冲突之地，和平遥遥无期；非洲到处是部族冲突、种族仇杀；南亚也充满着冲突的种子；东亚虽然尚无战事，但却处在军备竞赛的阴影下；朝鲜半岛在冷战结束10余年后，仍然处在因冷战而发的分裂之中，而且核危机还不时地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从中亚经中东、南亚，到东南亚，则是恐怖主义多发的、不稳定的“动荡弧”……这些图景似乎在告诉人们，当今世界仍然是不太平的，和平问题并未解决，而且新的矛盾却不断涌现，世界不安定因素增多。难怪布热津斯基曾预言，在21世纪前夕，全球有可能失去控制，陷入混乱。但是，在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的部分地区，却很少见到战火硝烟，这里的人民享受着和平，而且有些地区，比如欧洲，正在向一体化迈进，民族仇、国家恨已逐渐被遗忘，各国都在分享着民族和解的“红利”。
但是，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未解决并不能否定它们是时代主题。与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的国际局势还是相对缓和，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比冷战期间更小。
导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使人类遭受空前惨重劫难的同时，也使世界主要国家认识到了建立世界性国际组织的必要性。联合国应运而生，其主要宗旨就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协调各国行动。与国际联盟相比，联合国的一大特点就是建立在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即国家无论大小，均可加入联合国，一切会员国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一原则对保障中小国家权益、约束联合国的行动有着重大意义。可以说，这是国际秩序的一个重大进步。
中国作为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也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重要的反法西斯力量，也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工作。董必武作为中国解放区的代表参加了出席旧金山会议（联合国宪章的制宪会议，1946年2-6月举行）的中国代表团，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