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千条万条，重塑市场信心是第一条。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帆撰文指出，政府以一部分国有股为代价换取多赢的结果，是形成大牛市的重要前提。在产权方面，可以借机实现国家退出，比在股市崩盘以后由外资和国内少数人勾结起来，以低价格分散吞吃要好得多。国家不要担心丧失控股权，在一般行业中国家没有必要控股，因为国际竞争主要是技术控制；在少数要害行业中，可以由国家在股市上购买股票，以保持控制权。
除“股权分置”因素造成的大量非流通的国有股在资本市场中被沉淀，使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国有资本在资本市场中失去了其应有的虚拟价值外，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则是来自于理论方面对发展中国虚拟经济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某些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不是对中国虚拟经济的发展予以正确的引导，而是给虚拟经济发展水平尚处在初级阶段、GDP增长正处于黄金时期的的中国资本市场肆意地扣上各种“泡沫”的帽子，用中国股市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真实的泡沫”(指虚假与欺诈)来全面扼杀中国股市中潜在的巨大的虚拟价值，直接抑制了中国虚拟经济的发展水平，从而导致了中国整个理论界至今仍对发展中国虚拟经济缺乏必要的认识而陷于忌讳莫深的困惑局面。这种困惑局面不突破，中国经济将始终难以打开更宽广的发展空间！
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如居民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GDP的增幅，消费的增长远远低于投资的增速，第三产业的增长远远低于第二产业的增长，都尖锐地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发展正遭受来自虚拟经济发展规模偏小的瓶颈！这种不平衡现象，对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形成严峻的考验！应该强调的是，一个国家虚拟经济规模的大小，实际上就是表示这个国家财富的多寡。因而，中国未来虚拟经济规模的大小，最终对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恰恰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政府全流通变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最终打开中国经济更宽广的发展空间，从而全面提高中国整体虚拟经济的发展水平，让中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充分展现资本的活力，使自身资产增值能力在全流通的市场环境中得到不断地强化。也只有在全流通的市场环境中，中国一大批优质的上市公司才有更多的机会发展成为世界500强企业。所以，上述体制上的原因，也需要政府在进行全流通变革时作出制度性的安排，对上述理论上的原因从制度上予以批驳和重建。近三年来，投资者近万亿的金融资产已成为“泡沫论”和消极股市政策的牺牲品，这惨痛的现实足以驳倒那些理论上的荒谬！然而，中国股市流通体制上的变革则需要寻求重大的突破口！这个重大的突破口，其实就在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最终能够达成共识的地方。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制定出好的政策和策略同样也是中国股市发展的生命。好的政策和策略同时也是市场稳定的基础。只有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举措，才是投资者普遍欢迎的好举措，以民为本，放弃非流通股股东特权，不搞利益倾斜，真正做到“一视同仁”，那么，在当今国内外诸多有利因素聚合下，中国股市全流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正与我们迎面相撞！
让股市上涨的政策就就是采取积极的股市政策，首先要抛弃消极的股市政策，即抛弃放任由市场力量去解决根本不可能解决的一揽子事情，包括历史遗留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并不是说解决就能解决的，表现在国有股减持方案上的巨大分歧。于是，有人提出可以用分散决策的办法替代集中决策，也就是说证监会只制定一个原则，具体的国有股减持由上市公司和流通股股东“一对一”谈判解决。不管这样的方案在实际中具不具备操作的可行性，单就方案制定的观念而言就是一种回避决策风险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消极行政的态度，管理层不承担决策风险，还能承担什么风险？什么风险都不承担的管理层有存在的意义吗？作为管理层和决策层就有协调和平抑市场行为的责任，所以我们经常会在道指大跌的当天就会听到美国总统的稳定人心的讲话，台湾股市出现大跌时政府的国安基金就会进场护盘，就是香港在遭到索罗斯恶意冲击之时，港府也改变游戏规则，启用财政资金收购蓝筹股组建盈富基金，这些都是负责任的积极干预政策的结果。
因此，积极的股市政策首先应该是贴近市场的政策。中国是个政策市、市场的走向和政策息息相关，你不能说，政策由我制定，后果我不过问。大涨的时候我不过问，暴跌的时候我也不过问，长此以往又如何能和投资者同呼吸共命运，不能和市场脉搏联动又如何能把保护投资者利益落到实处？
其次，积极的股市政策还应该是透明的政策。证券市场一直要求讲“三公”原则，“公平、公开、公正”。没有公开就没有公平可言，更没有公正可说。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及时透明、本身也应该做到决策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其应该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就政策和市场传言作出正面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