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充分利用人才循环，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改变了移民政策，针对原籍本国的高学历留学人士和投资者出台特别的绿卡政策，或者承认双重国籍，使离开的人才能够重新进入适合他们知识技能水平的当地市场。在一些新兴的经济体，环流的人才就对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在几十年前，美国曾从日本、韩国留学人员和高技能人才的流入而受益，但在这些国家“经济奇迹”的时候，人才又大量回流，并帮助了这些国家的产业升级。例如具有日本血统获得诺贝尔奖的十几位科学家，只有一人是美国籍。
如今，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正从人才回流中受益。越南、菲律宾等国家也在推动在海外的族裔同胞，将自身的技能和资金贡献祖国。尽管人不回来，也不愿意放弃美国籍，但还是可以同时保留祖国的国籍并做出各种贡献。
即使对移民输出国来说，离开的人也有很大比例回流或环流。有不少人获得外国绿卡或者入籍后，又可能回来发展，许多移民甚至就具备双重国籍。这会带来更好的知识、资本的积累，增加在全球的储备。因此，人才的全球流动并不一定完全是一场接收国获利、输出国损失的零和竞争。
二、移民“欧美飞”的原因
在著名主持人杨澜的多年采访生涯当中，给她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美籍华人崔琦。崔琦出生在河南最贫穷的农村，十几岁都还没有读过书。有一次，有个机会可以让他出外读书，他母亲就把家里仅有的面粉做了几个馒头，给他带上，然后叮嘱他说：“你要出去好好读书，只有这样才能有前途，秋收再回来看我们。”当时的崔琦跟着一个远房亲戚走了。没想到之后的战乱让他这一走再也没能回来。20世纪50年代大饥荒时期，他的父母被活活饿死。1998年，杨澜在普林斯顿大学采访崔琦，问了一个诱导性问题：“如果当年母亲不坚持把你送走，今天的崔琦会怎样呢？”
其实，杨澜是想诱导崔琦回答：如果人不接受教育，一生命运就会很贫困。但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杨澜的意料：“我其实并不在乎今天的一切，如果我还留在农村，也许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
驱动人才移民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有种常见的看法，认为人才总是流向那些能够提供高收入、或经济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但经济上的支持并不唯一。移民行为意味着对许多人来说，生活方面的因素可能还比事业发展的机会要更为重要。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科研投入最高的国家，也有多元开放、富有移民色彩的人文环境，但到美国的移民依然约有20%在到达10年之内又会离开。就整个一生而言，则有1/3的移民会最终离开美国。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谈到新加坡如何吸引人才，提到的第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必须是开放宽容的社会。让这些人才觉得在这个地方自在舒服，愿意居住，把家人带来。所以必须是一个开放、平安、有法治的、有系统的国家。”
决定是否移民，也并不是自己一个国家的发展情况所能左右。移民往往会在目的国和祖国进行各种比较，最终作出符合自己期望的选择。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是否爱国无关，光靠“爱国”的口号既无法留下人才，也无法吸引人才回归。诚如印度前总统卡拉姆所指出：“怨天尤人或只唱爱国主义的高调，对阻止人才流失于事无补，政府应该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才能使人才留下来。”美国能够在“二战”之后成为全世界科技中心，不仅因为有最庞大的科研投入与最雄厚的基础设施，更因为态度上对人才的重视、制度上对人才的使用、环境上对人才的兼容。爱因斯坦曾如此评论美国在“二战”之后科技迅猛发展的原因：“要是我们企图把美国科学研究工作日益增长的优势完全归功于充足的经费，那是不公正的；专心致志、坚韧忍耐、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共同合作的才能，在它的科学成就中起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