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历，加上她相当可观的专业知识，使得她处在这个不值得羡慕的地位：处理这个系统中最复杂、最严重的案子。这表示堆叠如山的文件：审判誊本、警方的报告、初审听录本、其它州或其它单位的犯罪记录、验尸报告及法医报告。所有文件安都必须阅读研究。它们被到处乱丢、堆积。随便堆在桌上金属档案柜上的塑胶篮里，高度已经离地面四英尺，随时都会倒下来散到地上。
安转过身看见克劳黛还站在那里，脸上充满关切。
“我尽力了，安。我真的尽力了！我把工作带回家，我把它们指派给别人。你尽量做就好。也只好这样了。”她疲惫地叹了口气。
单位里处在悲惨的状态中。案子一直不断进来，每一件都有期限：归档日期、访谈日期、出庭日期、审核日期、第二次犯案日期——工作量超出负荷已经够糟了，而当所有事情都有期限时，压力更增大到几乎无法忍受的地步。
主管离开后，安跌坐在坐位上。她的办公桌被摆在一面落地窗前，让她可以从那里看见外面综合大楼的停车场。她的眼睛立刻飘向停车场外围的那排树丛，找寻着那个通向维多利亚大道的缺口。然后她看了它——树丛中那个她被射杀前几秒踏上的地方。今天早晨，她特意把车停在大楼的另一面，就是不想经过那附近。
安抓起德韦修的档案打开，希望能借此分心，忘记她在窗户里看见什么。不知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过去了，安却没有把档案看进去，反而在心里想着那个地点，想着她是多么不想再看见它。这种靠窗的位子本是大家争着要的，然而现在安倒宁愿在柜子里工作。
她无意识地走过桌子到窗边，把手掌贴在玻璃上，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双手才了解到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她想感觉那块玻璃的厚度，想确定在她和树丛中那地点之间还有东西隔着。
接下来许多问题跳上她的心中。它们像偏头痛一样敲着她的脑袋，压着她的前额，撞着她的太阳穴——不断涌来的问题——她知道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就如她对汉克的疑问一样。
“完全跟汉克一样。”她喃喃自语，甩甩头，想立刻停止这些思绪。
他开枪的时候站在哪里？到底为什么开枪？她对这人做了什么事？谁恨她到要开枪射杀她，让她留在人行道上淌血？这些恐怖的问题持续不断地向她袭来，它们仿佛成了具有生命的活物。
安最后终于把自己拉回来，陷进坐位里，环顾四周如山的档案。现在那些问题变成较次要且模糊的声音了。
“我刚刚拿的那个档案到哪儿去了？”她大声地说，以盖过那些声音。
汉克的尸体埋在哪里？另一个声音又迸出来。那晚那段四下无人的公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谁把她的生活整个颠倒了？
那是当你开始问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时的问题——安想。一组问题只会引发另一组问题。
大约十点，安从咖啡室回坐位时撞见波利·罗杰斯，“安，”他说，手上拿着一个厚重的案夹，哭丧着脸，“我知道你刚回来，但我实在搞不懂这个宾果。这比弄懂我的退税单还难。”
安笑了。宾果单是他们对刑期计算表的戏称，那表格让很多人想起退税单。加州在很多年前通过了一条重要的法律，将每项罪状都订出各自的刑期。
“没问题！”她对他说，“到我的位子上来，我们马上来研究看看。”
二十七八岁的波利·罗杰斯是个瘦小的男人，瘦弱到坐在办公桌前还要垫个枕头才够高。安从来没有看过他吃东西，传言说他有饮食失调的毛病。但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且安向来总愿意对经验比较差的同事伸出援手。
“现在，波利，”等他拉椅子过来坐在她的桌旁之后她说，“给我你的宾果单和法院的指示，列出定下的罪状，还有你的建议。”
罗杰斯把整个档案都拿给安，等着她阅读每个细目。安发现，他觉得这么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现在处理的这个案子牵涉到多重罪状，而且全是性犯罪。性犯罪的判刑指标比所有其它犯罪都来得复杂。每一年新增的法条都有影响。安是这方面众所皆知的专家，她可以在一分钟内就把一个五十项罪状的案子用心算算出刑期；相反地，罗杰斯以及其余大部分人则根本算不出来。
“这是你出错的地方。”她对他说，指着那张单子，“这一条的刑期要连续服刑，而不是同时服刑；而且你把原先的盗窃罪的加重刑期放错地方了。”
罗杰斯没有听懂安在说什么，“为什么那个该死的法官不能自己算出这些东西？他们赚的钱比我们还多。”
这是大多数被派到法院来服务的监护员的共同感想，安已经听得太多了，所以只有耸耸肩一笑置之。
“何不先看看你现在加起来的刑期答案是多少，波利？”她说，把改正过的单子交给他，等着他把答案算出来。
这几年来，这份工作已经越来越专业化。一直到六个月之前，波利·罗杰斯的职务还只是外勤服务。在那个职位上，他只需要监督罪犯，并在他们违反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