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亿元。
1993年4月11日，三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庆祝第二届海南国际椰子节及海南建省、三亚市升格五周年，国家和省里的高层领导参加了这个三亚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庆典，庆典会场就设在西河西路开发区。也就是在这一年，冼笃信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成为中国第一批登上政治舞台的民营企业代表之一。
这是冼笃信人生和事业的顶峰时刻。
3、一连串的决策失误
从1993年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开始，冼笃信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一年不如一年。而这种局面的造成，又与他本人的一连串决策失误密不可分。
冼笃信将自己当初的失误总结为三个方面：“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把资产处理掉；第二个失误是没有上市，那个时候上市一点问题没有；第三个失误是投资地点没有选择北京、上海。如果选择任何一个城市，凭借我的性格，中国的地产史肯定要改写。”
早在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之前，也就是1993年3月，时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的马蔚华就提醒过冼笃信，当时有20个省的银行资金吃紧，中央很有可能会紧缩银根，“要有所准备”。冼笃信没把他的提醒当回事儿。
1993年6月，政府突然出重拳整治房地产市场，让很多人措手不及，从此开始了从天堂到地狱的陨落。政策出台后不久，马蔚华在一次海南商会的座谈会上，郑重地规劝那些仍然心存侥幸的人，“有地的赶快变现，尽早脱手，拿钱在手”。会后，马蔚华再次提醒冼笃信，“这次宏观调控与以往不同，会很严”。
无奈，冼笃信依然一意孤行，拒绝将手中价值10多亿元的地皮出手，连拿着几千万支票找上门来买地的客户都被他拒之门外。他的决策失误也受到了合作伙伴的影响。当时，冼笃信在海口有一块面积1800亩的地，是跟一家省级银行合作的地产。获悉政府将进行宏观调控的消息后，冼笃信有些吃不准，就找那家银行的行长商量，要不要把这块地处理掉。对方问他：“你缺钱吗？我们都不缺钱，卖地干什么？”人的命运往往就是一念之差决定的。
冼笃信的失误远不止于没有处理海南的地产。当时，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曾经找到冼笃信，邀请他去做房地产开发，并且承诺地块随便挑，好的地段也不过二三十万一亩。遗憾的是，冼笃信没有进京，而是去了湖南的衡阳，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城市。
错过了北京，冼笃信又错过了上海。1994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陵带领全国政协委员中的民营企业家赴上海考察投资环境。上海政府表示，愿意在近郊提供几千亩的土地，由刘永好牵头创办“希望民营创业园”。刘永好希望冼笃信与他联手把这个项目做起来，但冼笃信考虑自己已在其他地方投资，没参与这个项目。若干年后，冼笃信懊悔地说：“如果当年与刘永好齐心协力投资‘上海希望民营创业园’项目，在大上海拥有几千亩土地，现在是什么概念？”
冼笃信与北京、上海失之交臂，中国内地房地产的历史也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轨迹，引领时代潮流的人中没有了当年的这位风云人物，而是王石、潘石屹、任志强、张玉良、许家印等京沪深广的地产巨擘和江湖晚辈。
冼笃信还不仅仅是错过了投资机会，连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也被他在不经意间放弃了。当时，有人建议冼笃信上市，冼笃信的回答是，“我不缺钱，上市以后的管理又搞不懂，我干脆不上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在当年与他平起平坐的刘永好、张宏伟，企业上市之后越做越大，与冼笃信已不可同日而语。在当年的地产江湖上，冼笃信更像一个一夜暴富的草莽英雄，缺乏企业家应有的战略眼光和现代经营理念。
除了上市，还有一个更大的机会从他的指缝间溜走了。从1993年到1994年，全国政协委员李静连续两年提交筹建民生银行的提案，冼笃信和李静同住一个房间，是第二个签名支持创办民生银行的委员。在筹备阶段，全国政协民营企业界的委员报名入股，冼笃信报了5000万元。但冼笃信的公司当时能拿出的现款只有3000万元，他觉得既然凑不够数，就不入股了。现在看来，即便当初以3000万元入股，回报也是几十个亿了。
大环境的骤变让冼笃信迷失了方向，犯了一连串的决策错误，直到今天，冼笃信仍然懊悔不已，“昏了头了，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肯原谅和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愚蠢的决策”。冼笃信是一个靠经验和本能做生意的商人，还不具备企业家的综合素质和对市场机制的深入了解，加之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局面，使他丧失了判断力和把握机会的能力。
4、江湖义气害死人
冼笃信早年辍学，文化程度不高，但特别看重江湖义气。他读的第一本书是，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极深。他习过武，开过武馆，曾经威震一方，只要当地发生斗殴事件，冼笃信一出面就能制止事态恶化，江湖老大的称呼名副其实。这种经验直接影响了他经营企业的方式——义气用事、感情用事、过分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