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江湖

    任志强出身于一个红色高干家庭。其父任泉生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母亲在文革后期主管北京副食、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想当年，任志强的家位于西城区的平房区，是一个独立的院子，红漆大门，车能开进去。房子的外表很普通，但里面的装修是西式的，铺着木地板，安有暖气。

    这样的家庭出身赋予任志强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或许正是这种优越感，养成了他倔强、惟我独尊、桀骜不驯的个性，当然，也包括他的直率、敢说真话。我们看到的任志强，永远是那样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眉头紧锁、目光如炬、嘴唇微翘，像尊大炮一样随时准备开火，说起话来咄咄逼人，火药味十足的语言和近乎赤裸裸的表达把听众气得吐血，而他自己却习以为常，享受着酣畅淋漓的语言快感。

    1、牢狱之灾及其后遗症

    任志强插过队，当过兵，1980年转业后，他放弃了去公检法端铁饭碗的机会，干起了个体户。他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不管是在部队、国家机关还是国有企业，以自己的那副牛脾气，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任志强先是在地安门附近租了一间房子，经营百货，批发兼零售；接着做餐饮，卖油条，还贩卖过苹果，把山东苹果倒腾到北京。

    命运的转机发生在1984年。那一年，应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戴晓明的邀请，任志强加盟华远，担任建设部经理。从此，他的命运和华远这块牌子联系在了一起，先后担任了华远总经理、华远集团总裁兼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改造地安门商场。地安门——任志强的发迹之地。

    不过，好事多磨，在华远工作不到15个月，任志强就被关进了看守所，而且一关就是14个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大概是任志强在地产江湖上呼风唤雨之前，命运有意给他安排的一个考验吧！

    1985年的中秋节，本来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任志强却被检察院的警车带走了。1985年正是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专项运动的时候，当晚12点，任志强就被以“贪污罪”送进了西城区看守所。由此可见，任志强的高干子弟背景并没有给他撑起一顶保护伞，他日后的事业成就也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

    其实，这场牢狱之灾主要还是任志强的个性惹的祸。当时，西城区审计局到华远来做审计，恰好赶上华远请了很多建筑界的专家开会，任志强对审计局的人说，“你没提前约，我找了一帮工程师正开会，今天不能接待你”，一句话就把人给得罪了。当时，任志强给自己和员工发了一大笔奖金，但在领取奖金的单据上只有签名，却没有奖金的数额，这成了任志强获罪的原由。“事实上一直到我出狱，这件事如何定性都存在争议。因为我是执行公司的决议，不是个人行为。”

    在看守所里，任志强能看到的书只有发给每个被关押者的《法学概论》，“连同刑法，我当时几乎快背下来了”。到了后来，遇到新来的人，了解对方的情况后，任志强可以脱口而出适用的法律条款，“他，139；他，142”。他还热心地帮助狱友分析罪罚轻重，提出申诉，当起了业余律师，先后为5个人写过申诉状。再后来，任志强到中国人民大学系统地学习了民商法学，取得了硕士学位。

    尽管受了冤枉，任志强却从来不发牢骚，坚信共产党的领导，为此还跟狱友争辩过。出狱后，任志强找到了华远总经理，“第一句话，还是跟着共产党走；第二句话，娘打孩子是应该的”。

    让任志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段经历险些葬送了华远在香港上市融资的计划。1994年，华润并购华远，1996年，华远借力海外股东华润北京置地在香港上市。就在正式敲钟挂牌的头一天——1996年11月7日，香港的八大报纸和香港联交所同时收到一封匿名信，说任志强曾被判过刑。按照香港法律的规定，他是没有资格作为上市公司董事的。这将直接影响公司能否上市。

    华远方面迅速作出了反应，当天下午5点就拿到了检察院出具的任志强无罪的证明，发给香港联交所，并由律师紧急起草了相关函件，通告各大媒体：任志强不是罪犯，媒体得到的信息是错误的，如果刊登了这个信息，公司要追究媒体的法律责任。由于应对及时，保证了华润北京置地顺利上市。

    对于这段往事，任志强至今仍无法释怀：“这件事对我个人来说没什么，可是如果因为我个人的事影响公司的发展，我觉得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如果公司没有找到检察院的知情人员开出证明，可能第二天就不能在香港市场挂牌。华远公司和华润集团在资本市场的信誉就无法挽回了。”

    写匿名信的人用心可谓险恶，时机拿捏得也恰到好处。在这个时间点动手，几乎没有给对方留下任何回旋的时间。幸运的是，在仅剩的半天时间里，华远成功地化解了危机。

    2、任志强这张嘴！

    任志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