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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1月10日23时20分，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tO）。一个月后，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
相比这年北京申奥成功和中国男足冲进世界杯，加入tO这样意义重大的事件反而显得风平浪静。也许，持久的事件在最初引发的震颤大抵如此。
正如入世最后一任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所说，“入世对中国的影响，不会是立竿见影、一夜之间发生的。”对于老百姓来说，中国入世更像龙永图所说的“是很平常的一天”。
面对所有人都持肯定态度的入世，深处浙江的中小企业却不无担忧。毕竟，外面世界的精彩是虚幻的，残酷却是现实的。除了老板们，学者也有一些激动过后的犹豫，中国可能在陌生的游戏规则中面临崩溃的危险。事实证明，中国政府的强势和当时尚未完全市场化的环境让中国经济并未陷入虚无的海市蜃楼，反而继续保持增长。作为增长的红利，中国企业不断海外并购，中国制造更加随处可见，反倒是水土不服的外国公司对中国的市场竞争愁肠百结。
对于未来的预言，就这样毫无悬念地被现实击破。而《不确定的年代》的作者约翰·加尔布雷斯说，“我们对中国的预言都仅仅是一种猜想。”在猜想中，2001年的不确定进一步引发了未来的不确定。
摸清集散市场
在这幕庞杂的现实主义与未来主义交织上演的剧目中，服装业的领头人在另一种层面上需要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细致入微的观察家。前提是，他的企业具有足够的野心和对未来无可名状的向往。
显而易见的是，周成建日益着迷于这种对虚幻与现实的观察。服装生产、销售终端的历史不是中国改革史的特例，而是一部代表着所有变革者和创业者幻灭与重生的悲喜剧。在加入tO之初，各种流言蜚语的重来，也需要人们把握过去的历史细节，以此来透视微妙的未来。
我们知道，在中国做私营企业，是一件风险和机遇同样很大的事情。企业家往往需要付出足以令自身殚精竭虑的代价，究其原因，用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中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商业和企业，历来都是政策和政府的从属。
2001年的一天，某位市长在会见一家跨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时候，一位中国私营企业家也位列其中。这种不寻常的会议安排被人们理解为中国私营企业地位上升的信号。一位官员对新华社记者说：“过去参与经贸外事会见的人员，除了政府领导，就是国有大企业的负责人。私营企业老板的加入，说明政府对私营企业的重视和这类企业的自身地位又有了新的提高。”这个“地位的新提高”却也从另一面透露了中国的民企秘密。那就是：中国企业家作为体制下的被管控者，少有独立的秀场，他们必须依附于强大的政策平台，才有可能逞其雄心。
处于这样的背景，中国企业家的成功除了和政府处理好关系，在关于未来的预判方面，也需要借助更加敏锐的嗅觉和对市场的全面把握，以期取得一些稍稍僭越于一种既定事实之外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美邦对于市场和未来的观察是一种中国特定的制度生态下必须为之的任务，也不难理解周成建缘何对中国服装产销情报、产业布局中隐含的信号投以如此大的热忱和用心。
周成建起步的江浙沪苏杭一带，从近代开始就是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基地，这里的市场带有明显的产地特征。在2003年全国亿元以上纺织品服装鞋帽商品交易市场前20名中，江浙地区入围12个。这是周成建的福禄之地，和妙果寺一样，这些市场的含义，透露着创业和喜悦的味道。
创办二十年之久的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是全国著名的大型服装专业批发市场。2003年全国亿元以上纺织品服装鞋帽商品交易市场销售额排行第十二位；浙江湖州织里童装市场，有着更悠久的历史，而且拥有摊位近4000间，2003年交易额为102亿元，在全国亿元以上纺织品服装鞋帽商品交易市场中销售额排第六；海宁中国皮革城，于1994年应运而生，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2003年交易额接近33亿元；浙江桐乡市濮院镇，占地1.5平方公里，有交易区10个，是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2003年的交易额为33.8亿元。
水雾弥漫的南方，除了江浙，一些新兴的地域也逐渐进入了服装行业，湖北武汉的汉正街，于改革开放后迅速恢复和开展了个体私营经济。1980年代，几乎与温州同时，积蓄起来的民营力量终于在此爆发，凭其优越的地理优势，充当着引南接北，承东启西的流通角色，成为本地区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
汉正街市场集聚的商户与温州相似，大部分是中小型私营企业。现在的汉正街，也提出了再创业的发展纲领，力求建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心。
二次创业的还有在改革开放中挺立潮头的广州。事实上，广州作为国内服装产业的供应地，其历史比江浙还要久远，并且也是国外的主要服装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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