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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0年10月15～18日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会议。中国领导人打算利用下一个5年的大规模经济和社会规划，使中国走向更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下一个5年规划里不再像以往强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更优质、更环保、可能也较为缓慢的增长上。
201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正式颁布。至此，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已经用文件的形式作了制度性安排。
“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是基于“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的完成情况制订的。过去的5年是中国不平凡的5年。“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能力大幅提升，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海世界博览会等重大活动，重视民生、以人为本、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取得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阶段性成果。
在经济增长和提高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方面，“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全面落实，包括教育、医疗等在内的公共服务领域取得进展，社会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在已公布的22个主要定量指标中，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等15个指标超额完成或提前完成。
尽管“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果，但制约经济平稳运行的矛盾和问题仍然不少。在一些领域，改革进展依然缓慢，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因此，要求“十二五”时期必须冷静观察，科学判断，未雨绸缪，把握时机。例如，经济增长模式仍没有扭转，甚至有所扭曲，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缓慢。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问题突出，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在金融危机时期，以投资为重点的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客观上导致发展对改革的依赖程度下降，通过制度变革促发展的空间在压缩，包括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结构性问题没有明显改善。总之，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方式，例如，以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发展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等。在内外发展条件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十二五”规划的发展方式转型与变革的任务更加艰巨。
在部分领域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时，一些涉及多部门的综合性改革成效却不大。例如，垄断行业改革滞后，财税体制改革未能如期启动，积弊日增。此外，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尚未有大的突破。大部门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职能调整的阶段，中央与地方关系仍未理顺，创新体制的运行效率未有明显的提高。
为此，作为新的起点，“十二五”规划将定调新的国家方略。未来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十二五”规划将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将发达国家历时一两个世纪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过程在“十二五期间”全部实现，从而形成与发达国家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十二五”规划的制订和实施，要求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
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目前已进入第三阶段。“十二五”期间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后程”，是承上制订“十二五”规划启下解决关键性问题、作出决定性贡献的重要时段。由此，“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
“十二五”规划强调，必须正视当前中国发展模式还有较大缺陷这一现实。比如，在对待人的发展问题上中国还属于低端人本阶段，工业化方面还是一个创新小国，城市化方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突出，国际化方面对外出口依赖度过大，体制支撑方面一些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改革仍然滞后，比较优势方面劳动力成本优势渐失。这些现实国情，都在提醒中国要认清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在增强机遇意识的同时，特别注意增强忧患意识。
“十二五”规划的主基调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入手，在健全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等方面，提出了重大的改革任务。
“十二五”规划将为中国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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