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样？”斯蒂芬在门口说，“晚餐准备好了吗？”
“还没有，”托伊欢快地说，迎上前去拥抱他。尽管托伊身高五英尺八，可她丈夫的身高超过六英尺三，裹住了她。他身材瘦长而结实，像个运动员，黑眼睛，黑头发，英俊的脸上永远是一副自信的神情。她嗅吸着他刚刮过胡子的脸上的麝香味儿，把头埋在他的胸前轻轻挨擦着：“今天过得怎么样，宝贝儿？累吗？”
“别问了，”他生硬地说，推开她，从脖子上拽下领带，“还记得我三个月前做的那例胆囊手术吗？唉，那蠢女人告我治疗不当。我救了她的命，可她却只担心她身穿比基尼是什么样子。她认为那条疤太大了。”
“对不起，”托伊说道，温柔地吻着他的前额，“会没事儿的。法庭对这类诉讼有多头疼，这你知道。”
但她也明白确实有担心的理由。每次斯蒂芬被起诉，他要支付的治疗不当的保险费就提高，而近来他接触过的每个病人都想要起诉。
“什么时候才能吃饭？”
“大概半个钟头后。”
她说着，返身将土豆倒进锅里去煮，竭力不去理会他脸上烦恼的表情。他俩刚认识时，斯蒂芬还是位实习医生，约会时他总给托伊讲笑话，使她笑个不住。他们坐在那儿，谈他们的希望和梦想，谈如何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一侃就是好几个钟头。如今，他们几乎不再交谈。但托伊深知做一名外科医生的不易。哪怕你做得再成功，人们也总是不以为然，这些年来，斯蒂芬变得紧张、刻板。她曾经爱过的无忧无虑的年轻男人已不复存在。现在，她的丈夫变得苛求、粗暴，在家里就好像在手术室里一样发号施令。他似乎再也无法放松。即使在他们做爱时，她都能感觉到贯穿他体内的紧张。
“你知道，我喜欢在六点钟吃饭，”他怒气冲冲地说，“我得在上床前消化吃下的东西。这个要求过分吗？”
“不，斯蒂芬，”托伊说着，点燃炉子，准备烧菜，“我刚回家。放学后我还得办些事。”
“什么事？”他问。
“一些小差使，”她撒了个谎。接着，她满脸生辉地说：“嗨，要是你饿了，我可以为你做份快餐。”
“我不要吃快餐。”
他断然拒绝道，话音刚落，人消失在门口。
大约十分钟后，他回来了：“今天发生了一桩异常的事。你认识一个叫雷切尔·麦古芬的人吗？”托伊呆住了。雷切尔·麦古芬是玛吉的婶婶，由她替罗伯茨一家兑换支票，因为这家人在银行里没有帐户。
“你为什么这么问？”
“你为什么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她的目光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睃巡着。
“什么问题？”接着，她咯咯地笑道：“我还以为我们是在进行一场无关紧要的谈话呢。我没想到这是一场审讯。”
“别这样！”他放大嗓门，“你到底认不认识这个女人？银行今天下午给我办公室打电话，称她试图兑换一张我们的面值六百元的支票。我跟他们说支票是伪造的。”
托伊手中的擦碗布掉在地板上：“什么？你怎么能那么做？他们也许会逮捕她。天哪，斯蒂芬，支票是我给她的。她没有伪造。”
她往墙式电话机旁走去，想打电话给罗伯茨家，对这场误会表示歉意，但愿银行没有报案，可她丈夫挡住了她的去路。
“谁都休想，”他怒不可遏地说，“我是说谁都休想拿走我的钱，除非我同意。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托伊？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你要开支票给她？我有权知道，我现在就想知道。”
托伊的上唇在颤抖，脸色白得跟她身后的墙一般。她憎恶争吵。每当她与斯蒂芬发生口角时，她便走出房间，呆在卧室里直到他平静下来。她很少提高嗓门，讨厌任何形式的摩擦。可这是一场她无法逃避的战斗，彻底解决的时机到了。
“那并不全都是你的钱，”她迎着他严厉的目光说，“我也在挣钱。你今天设法在你那宝贵的银行帐户上保住的那笔钱，本来可以使玛吉一家免遭无家可归的厄运。可你毁了这一切，不是吗？”他双手乱舞，“我早该知道，”他说，“又是这该死的罗伯茨一家。你难道就不明白他们是在利用你，托伊？你怎么就那么幼稚？”她站稳脚跟，挺直身子：“你怎么能那么麻木不仁？”
“我恨这个！”他咆哮道，他呼出的热气喷到了她脸上，“我禁止你再给这些人一分钱！你管做饭，搞卫生，我来管这个家里的钱。我们结婚时我就告诉过你该这样。”
托伊大踏步走到炉子旁，熄灭了火。在她明白过来前，他会不知不觉地走向“大男子主义”。托伊感到这正像心理学家们所说，人们会竭力仿效其父母，而不管其父母是好是坏。斯蒂芬的父亲也是一位外科医生，他以铁腕来治理他的家庭。尽管斯蒂芬也曾经反对过他父亲的清规戒律和家长作风，却不由自主地以同样的方式来治理他自己的家庭。
托伊抓起她的手提包，夺路而走。
“你想到哪儿去？”他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