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了有关情况，对他说：
“小程呀，年轻人刚走上社会，一定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可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不安心工作。等你年长点了，你就会明白，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就像每个人一样。要珍惜拥有的机会，你要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们能上大学，还被政府机关招录啊，而且，现在咱们岸东市越来越重视人才，越来越重视年轻干部的培养和使用，你们是很有前途的，也许会有一些暂时的困难和曲折，但一定要有信心。”
“……我是一时失言，当时是话赶话，被激得……”国主任语重心长的话语使程空一下子自己不好意思起来，他向国主任解释了当时说话不当的环境和经过。
“你们工资低的事，是这样的，因为还在见习期，所以那200元岗位津贴暂时没有，等见习期满了自然会有。房子的事，你们不要多虑，单位有考虑，至于怎么解决，现在还没有定案，但这么多干部，谁住在大街上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嘛，别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程空明白了，他被臧科长大大地涮了一把。
最后，国主任善意地提醒程空：
“以后说话注意点，特别是在有的人面前更得注意，别让人家算计了。”
程空搞不明白，臧科长为什么对他下圈套、设绊子。也许是因为他对人家不够尊敬、不拘小节？也许是由于自己的学历、年龄优势，他对人家的地位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威胁，所以别人贬抑他、打压他？或者两这兼而有之？
程空和刘家都感到了来自藏科长的排挤和诋毁，他们心里都很愤怒，但反映却不同，程空从此与臧科长不愿多说，尽量避而远之，甚至眼中难以掩饰怨恨。而刘家则对其表面上恭敬有加，不愿在面前暴露自己或显示自己，想法设法化解臧科长对自己的嫉妒。
机关里吃喝的机会很多，有时是加班拉晚，领导一声招呼，众人簇拥着领导，找个或大或小的饭店撮上一顿；有时是某人有好事，邀请同事朋友推杯换盏喝两口；有时是单位之间你请我、我请你，或者托人办事、或者答谢人家；逢年过节的会餐也是很普遍，有钱的部门和单位阔气一点，没钱的部门和单位也是尽力而为，心理不平衡也没办法，自我解嘲道：这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嘛。
酒桌上的文化也是机关文化的一大组成部分，程空、刘家他们不由自主地也受到了这种文化的熏陶，尽管对于他们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生活方式是那么不习惯，也并非是一种享受，甚至对有的人来说是一种痛苦和折磨。
程空和刘家都是来自农村，出身寒门，对于官员门的吃喝以前不仅没有见过，听到的也少，这时因为跟着领导出入饭店酒家，也成为了吃喝的主角，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适应的过程就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刘家初来乍到，显得很殷勤、谦虚，他努力地讨好所有的人，他本来不会喝酒，不能喝酒，但在酒桌上敬酒时，他奋不顾身，挨个敬，而且大口喝，第一次出去喝酒，就喝得酩酊大醉，呕吐不止，导致胃出血，被送进了医院，吓了大家一跳。
程空倒有一定酒量，没有醉得那样厉害，但他本来是反对大吃大喝的，尤其是看到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酒一瓶一瓶地下去，一顿饭有时几百甚至几千元，几乎每次吃喝都剩下和浪费很多，他想起自己做农民的父母亲和兄弟所付出的辛劳和微薄的所得，想起自己上大学时勤工俭学的艰难和生活的拮据，想起很多人还未解决温饱甚至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每次大吃大喝，他感到自己都有一种犯罪的感觉，但他又不敢表露出来，只能被动地应付，鸡鸭鱼肉和美酒珍馐对于他来说都不是享受，而是负担和任务。
即便是老同志，例如国主任，也并非以大吃大喝为享受，这并不是因为他本人不吃肉，是个素食主义者，而且是因为他也是从贫穷和苦难的环境中过来的，在酒桌上喝多了的时候，他经常会讲起自己童年时在农村是如何贫苦，为了躲日本鬼子的烧杀祸害，他母亲带着他在青纱帐中跑了多日，有时一连几天都吃不上一口饭。其实机关中的人也大多是生产劳动者出身或工农子弟，许多人经历过饥荒、苦难、动乱，很多人也不赞成大吃大喝，自己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但在这种氛围中，个别人是不可能改变这里的游戏规则的，大家一起吃饭，不会太寒酸，而且无酒不成席，你敬我，我敬你，往往是一醉方休。
在应酬场合，喝酒往往成了工作任务，所以大家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早一瓶，晚一杯，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不喝还犯渎职罪。还有一个顺口溜：能喝半斤喝二两，这样的干部待培养；能喝二两喝半斤，这样的干部党放心。
国主任本人不胜酒力，有时为了应酬，他喝酒喝到半道，偷偷跑到厕所想法吐出来，回去再接着喝，喝了酒还得吃药，因为他的胃都喝坏了。现在这个世道，办事靠关系，工作靠协调，在家靠爱情，出门靠友情，作为办公室主任，他要协调的事情太多，应酬太多，请人喝酒或者被人请喝酒，那是逃避不了的，这甚至成为他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