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安排车辆、打水扫地等杂事，所以他在朝阳公社党委秘书这个角色中轻车熟路应付自如。小黄是下放知青推荐到省财经学校学习一年后分到县委办的，在领导们身边工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郑天良有一次在开完党委会后当着全体党委委员的面开玩笑说：“小黄的能力完全可以当一个公社书记。”黄以恒很不好意思地说：“郑书记，你可不要抬举我了，我一辈子也学不到你的经验和水平，哪能当公社书记呢。”大家都说：“小黄同志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谦虚。”郑天良多此一举地补了一句：“不像我，我这个人就不谦虚。”
这都是说说而已的玩笑话，当然谁也不会当真。
真正让郑天良对黄以恒痛下杀手的是这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小黄擅自将公社的唯一一辆吉普车开跑了。
这辆从部队淘汰下来的破军用吉普四处漏风，还经常坏，修理费高，汽油又紧张，郑天良对党委成员们说：“到每个大队去一律骑自行车，除非到县里有急事用一下，谁都不准动。”郑天良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所以这辆半残废的吉普车停在公社大院子里就像一个人嘴里装了一颗漂亮而不中用的假牙。
郑天良要求党委全体委员们在秋收的时候全部到各大队蹲点，检查落实蔬菜收购工作，晚上就住在社员家里。公社只留黄以恒一个人值班。他对黄以恒说，这几天可能南京、扬州、上海的蔬菜公司要来人提前看货，吉普车原地待命准备接待，人一刻也不能离岗，车谁也不准动。黄以恒说我一定按郑书记的指示办。
秋天的萝卜、土豆、黄芽菜、豇豆全都要上市，郑天良看着堆成山的蔬菜，脑子里一直晃动着瓦房、电灯、收音机的形象，这是他建功立业的重要证据。
这天下午两点多钟，烧饭的万师傅骑着自行车丧家之犬一样地一头大汗地冲到正在红光大队菜地里的郑天良面前：“郑书记，南京蔬菜公司来人了，下午三点半坐车到县城，他们打电话叫我们到县城接一下，下午在六点之前要我们派车安排他们到两个大队看菜，当晚他们还要坐车回去。”
郑天良说：“我马上回去，赶紧让黄秘书开车去接站！”
万师傅抹着一头冷汗说：“吃过中饭后，黄秘书把车开走了，他叫我帮他看电话，县里有事就通知你。”
“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反正走得很急的样子。”
郑天良急得狠狠地跺了一脚，一棵卷心菜在他脚下烂了。
回到公社党委办公室，郑天良打电话问县委办，县委办说小黄没回县里，也没见到车。等到郑天良坐公共汽车赶到县汽车站时，南京的两位蔬菜公司的同志已经站在那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了。郑天良跑到县委请求借一辆汽车用一下，县委办的主任老姜说：“县里总共只有三辆车，全都下去了。我打个电话，你到县商业局去借一辆‘拉达’车吧！”商业局长是耿天龙，耿天龙非常爽快，他说：“郑书记出马，立即派车！”郑天良满头大汗地还不忘说了一句：“汽油费我来付。”事隔二十多年后，耿天龙向我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还记忆犹新，他说：“郑天良是用袖子擦额头的汗，郑天良年轻的时候，艰苦朴素，干劲很足。”
等到郑天良带着“拉达”车赶到车站时，已是黄昏日落，县城里弥漫着浓浓的暮霭和烧晚饭的蜂窝煤烟，南京蔬菜公司的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后来他们打电话来说，时间等不及了，第二天他们还要去苏北调菜。
南京蔬菜公司的一百万斤蔬菜收购计划泡汤了。郑天良带着人到南京又去了一次，对方说菜已经调齐了，不需要了。虽然春天订下了一百万斤的收购计划，但由于那时候没有合同，都是靠口头信用，而且人家确实也是讲信用的，人来了，你不安排看货，怪不得人家，因而也不存在毁约和打官司一说，更不会有什么赔偿。
郑天良气得在乡政府大院子里骂骂咧咧，他像一个走投无路的日本鬼子一样，在办公室里烦燥不安地来回走动着，地上的灰尘飘浮在秋天的光线下，像一桶面粉被泼翻了。南京的收购计划占全公社的三分之一，这差不多半边天就蹋下来了。
黄以恒第二天早上才将吉普车开回了公社大院，郑天良破口大骂：“你这个王八蛋，你想把我们往火炕里推呀！我开除你党籍，开除你公职！”
黄以恒低着头：“郑书记，我错了。”
郑天良指着黄以恒的鼻子：“不是你错了，而是我错了，我瞎了眼让你在公社看家。”
黄以恒的检查交待中说他母亲生了急病，所以才擅自将车子开回去送母亲到扬州住院的，没来得及打招呼。
公社党委会上，郑天良拍响了桌子：“母亲生病不是理由，关键是对工作缺少责任感，无组织无纪律，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我的意见是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两级处分。处理决定报县委批准后立即生效。”其他同志都为小黄说情，他们说是不是给个党内警告处分，行政降级就算了，工资都很低。
郑天良固执已见，坚持原来方案。由于意见不统一，一时就没上报。所有的党委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