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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带着黄以恒去苏南几个城市跑蔬菜公司，可所有的蔬菜公司的领导们都说路太远了，郑天良说我们的价格比你们这里要低百分之三十，如果你们上门去收购，保证要比这里低一半价格，讲得那有些国营领导烦了，就毫不客气地对郑天良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规矩，没看到我正在看报纸吗？告诉你，你再便宜我也不要。我们都是国家干部，不是投机倒把分子。”
晚上回到潮湿而充满霉味的小旅馆，郑天良情绪有些低落，这个在朝阳公社呼风唤雨的书记在这里就像叫花子一样被人侮辱，但他在脸上并不会表现出来，他对黄以恒说：“小黄呀，这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太穷了，人穷是没有什么尊严的。”小黄就连连点头说：“郑书记分析得对，我们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了，才不会被人欺侮。”小黄给郑天良端来了一盆洗脚水：“郑书记，跑一天了，你泡泡脚吧！”郑天良说：“你洗吧，我自己去打水，白天我们已经被人当洗脚水泼了，我们再也不能让洗脚水来伤害自己。”说着就端着盆下楼了，一席话，说得黄以恒鼻子发酸。
洗完了脚，坐在床上抽闷烟。这时四人间的通铺上又来了一位浙江的推销尼龙袜子的推销员，大家交流了一番后，那位瘦得像猴一样的推销员说：“你们这样推销肯定不行，应该给人家领导送一点礼，你看外国电影里去朋友家参加晚会都要送点花或玩具什么的，这是人之常情。再说了，国营公司的生意又不是领导自己家里的生意，要不要你的货无所谓的。”黄以恒说：“请这位同志帮我们想想办法吧！”瘦猴说：“你们送一点紧俏的土特产品去。”郑天良说：“人家都是党的干部，怎么可能要呢，再说我们这样做不是拉拢腐蚀革命干部了吗？”瘦猴说：“这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前些年你不小心说‘买一张毛主席像吧’，这就是现行反革命了，而现在看来，你花钱换东西就是买，一点也没错。我说送土特产是加深革命感情，你非要说是拉拢腐蚀革命干部，嘴长在你脸上，我也没办法。”黄以恒说：“郑书记，明天你在旅馆歇着，我来去。”
第二天晚上，黄以恒眉飞色舞地回到小旅馆，他对郑天良说：“郑书记，谈成了，蔬菜公司领导说保证收购十卡车十二万斤茄子、青椒和卷心菜，人家还给了我一支带把子的香烟，我不抽，给你！大前门的。”郑天良拍着黄以恒的肩膀：“好小子，有你的！怎么谈成的？”黄以恒说：“郑书记，我送了十斤麻油，二十斤花生。”
郑天良不支声了。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嘴里咕哝着：“这是怎么回事呢？”黄以恒安慰他说：“郑书记，你不要想得太多，权且当着我们这些乡下人到城里来走亲戚送一点土特产吧。”郑天良躺到床上望着天花板，一动也不动，半个小时后，他突然冒出一句：“蔬菜公司领导不是党员吧？”黄以恒说：“肯定不是党员，党员领导怎么能接受土特产呢。”郑天良点点头表示肯定。晚上房间里有一只蚊子在春夏之交提前苏醒了，嗡嗡地叫着。郑天良一夜都被一只蚊子牢牢控制着，没睡。
从其他各地回来的党委委员们都有了好消息，但每人都在出差费外花了一百多块请客送礼的钱，好在郑书记不批条子，此事也就糊里糊涂地不了了之地报了。后来郑天良的观念也有了一些变化，比如，他觉得来客商的时候，在饭店请客吃饭是可以的，因为人家帮你的忙，这等于是给人家面子，但参加陪同的公社干部一定要交伙食费，不低于在食堂的吃饭标准，四毛钱。再后来，县里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在公社食堂吃饭，也没领导像以前一样主动交伙食费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县里领导来了就从公社食堂转移到街上饭店里去吃饭喝酒，郑天良也渐渐习惯了，他觉得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肯定是不会要人家交伙食费的。这很正常。但郑天良有一点在党委会上卡得很死，任何党委成员参加陪同必须交伙食费，任何人都不允许接受外面的礼品，一旦发现，党纪处分，决不轻饶。他说：“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还有三个大队至今连电灯都没有，想起来让人寒心，我们如果胡吃海喝，受人钱物，那真是罪该万死。”
郑天良最初对黄以恒的印象是相当不错的，他认为小黄年纪轻、脑子灵、反应快，做事方方面面考虑得很周全，党委其他成员都很喜欢这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其实黄以恒比郑天良只小三岁，这一年二十七岁。他是去年秋天从县委办公室派下来锻炼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朝阳公社推行和落实“生产承包责任制”。如果将个人的田地收归集体肯定是有难度的，但要是将集体的田分给个人却是很容易的，有的生产队半天就全分完了，还有的队在接到上级政策后，连夜就将生产队的田分个一干二净。分不分田的难度主要在不种田的人那里，所以黄以恒到朝阳公社并没有多少工作要做。公社党委秘书老吴去年得癌症死了，郑天良就让黄以恒暂时顶替一下。黄以恒在县委办只是个副股级干部，公社党委秘书是正股级，所以郑天良也没有明确小黄的职务，但大家都叫他黄秘书。黄以恒在县委办是秘书干事，干的就是送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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