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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九大”，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迟迟未能明朗化，于是原定在1968年国庆节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也就迟迟开不起来。毛泽东只得提议，先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为召开中共“九大”的预备会议。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布了一段“最高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的这段话，为召开中共“九大”定下了基调。
会议再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把“四帅”“三副”说成是“一贯右倾”。会议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会议的公报宣告：“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这样，中共“九大”的准备工作也就紧打紧敲开展起来了。
为中共“九大”准备的主要文件共两项：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
谁来起草报告，意味着谁在党内有多大的势力。围绕着由谁来起草，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是不会去执笔起草这两个文件的。似乎顺理成章，应当由“第四号人物”、“理论家”陈伯达去起草。何况，陈伯达是“大手笔”，一系列党的重要文件曾出自他的笔下。
张春桥、姚文元先下手为快，早已把修改党章之权抢到手。
不过，在陈伯达看来，起草政治报告，非他莫属。
可是，毛泽东却指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
这时候的陈伯达，常住米粮库胡同家中，已经不大去钓鱼台了。他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已产生很深的裂痕。他与林彪的日益接近，使这一裂痕日益扩大。他已很难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陈伯达如此回忆道：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批示：
“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告过。
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个稿子。
实际上，起草人的名单虽是毛泽东定的，却叫林彪出面来抓起草工作———因为毛泽东已指定林彪来作政治报告。1969年2月下旬，林彪在毛家湾召见了三位“大秀才”———
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林彪说了自己的一些意见。这时，张春桥、姚文元对陈伯达说：
“你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陈伯达在米粮库胡同埋头于写政治报告，与钓鱼台分庭抗礼。
他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全文分十个部分。他送给毛泽东审看的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纲。当时，他还未写出全文。
陈伯达向中央请假一个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报告。
陈伯达深信，凭他的这支笔，完全可以独自写出政治报告。他不理张春桥和姚文元。
张春桥和姚文元着急了。他们借口陈伯达写得太慢，会影响“九大”的召开，准备另搞一摊，另外起草一份政治报告。
陈伯达得知张、姚的动向，就把自己的提纲和已经写完的三个部分，拿出来讨论。
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批评陈伯达的初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
于是，张春桥、姚文元拉了康生，决定另起炉灶。
康生很刁，推说自己生病，不参加具体讨论。张春桥、姚文元以为这是夺取起草权的好机会，花了一个星期就突击出一份政治报告来。
这时，康生开腔了，他给林彪打了电话：“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康生又得到江青的支持，使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的境地了。
※ ※ ※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个牛皮纸口袋，从中南海退回来了。陈伯达如五雷轰顶，毛泽东不拆信，意味着他的稿子不屑一看！“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 ※ ※
终于，江青得知毛泽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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