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没有？”陈伯达提到几篇文章题目，内中就有那篇《求知难》。周扬说：“我没有看到。”于是，陈伯达便说：“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陈伯达果然“向上面提一下”。于是，陈伯达所写的几篇“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便交到了周扬手中。
陈晓农记得，此后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安排陈伯达前往香山春游。对于陈伯达来说，这简直是破天荒的了。他已经十几年没有春游了。很可惜，公安部门仍然不准许陈晓农陪同。不过，笔者在陈伯达家中见到了这次春游时公安人员为陈伯达所拍的彩色照片，陈伯达显得兴致勃勃。陈伯达当时已经七十有八，而且平日闭门不出，居然登上了香山“鬼见愁”！据陈晓农回忆，1982年11月的一天，那两位曾经来访过的老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同意，再度前来看望陈伯达。他们刚刚入座，那位与周扬相熟的朋友，便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送给陈伯达。这是上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读书》杂志，上面刊登了《求知难》，署名“纪训”。陈伯达完全没想到，自己写的文章，竟然能够公开发表———尽管作为“笔杆子”，他曾经发表过众多的文章。然而，在他的晚年，在他被判刑期间，能够公开发表文章，这确实出乎他的意外！
那位朋友只是很简单地告诉他，《求知难》是经过周扬阅后发表的。又过了一个月，这两位老朋友又一次来访，才把《求知难》发表的内情，详细告诉陈伯达：自从陈伯达向“上面”提出之后，《求知难》等文章由“上面”转到了周扬手中，周扬颇为赞赏。不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历史学家黎澍去看望周扬，见到了陈伯达的这些新作。尽管黎澍在70年代末曾经发表多篇文章，严厉地批判过陈伯达，但是他和周扬一样，十分欣赏陈伯达的新作。过了几天，黎澍向周扬借去陈伯达文稿。黎澍经过仔细阅读，选中了《求知难》，认为这篇文章适合公开发表。黎澍把《求知难》托人送交《读书》杂志，在第10期刊发了。对于《求知难》的发表，陈伯达十分感动。陈伯达说出发自内心的话语：“一个人一旦有事（引者注：出事之意），大家就都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所以，我要感谢周扬，还有几位帮助发表我的文章的同志。”确实，在陈伯达晚年，长期处于“六亲不认”
的极度孤独之中。周扬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使陈伯达为之动容。自从那次见面之后，周扬与陈伯达曾相约再度晤谈，遗憾的是，1983年9月，陈伯达病了，腿疼痛不已，住进北京北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六二医院。就在陈伯达住院期间，他从报上看到对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周扬。陈伯达出院不久，周扬在批判声中病到了。1984年秋，陈伯达再度病倒，住进北京卫戍区二九二医院。这时候，周扬的病情转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从此两位老人无缘再相会，但是，彼此常托人表示问候。1989年的到来，把周扬夫妇和陈伯达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年7月31日，周扬辞世；9月20日，陈伯达去世；又过了一个月，周扬夫人苏灵扬也走了。在周扬去世之后，陈伯达闻讯，亲笔写下挽联：
创延安鲁艺
育一代桃李
署名“仲晦”。